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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之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用以维护封建制度。中庸思想有某些辩证法的要素，如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可以被辩证法所包含一样，但总体上看，它不是辩证法的。毛泽东进而分析道，中庸思想，就其反对事物质变，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时，是死硬派思想（即否认事物的发展和质变）；就其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主张唯有中道才是最好时，是折衷主义的。特别是在新旧势力斗争激烈，胜负未分之时，这种中庸思想往往出现。
毛泽东在这里的批注的观点，同1939年2月他在致陈伯达信中对中庸的评价有些差别。他写道：“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过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其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毛泽东还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9页）。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分析了中庸思想中的某些合理的成分，而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时的批注，则是从总体上对中庸思想作了评价，主要批评了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性，也肯定了其中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这封信中的思想同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语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是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的。这两处对中庸思想的评价，从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后面的评价则更为全面和准确。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则可以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对它的研究和探讨还将继续下去。
6。战争辩证法：和平——战争——和平（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否定之否定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过程在形式上是经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肯定是事物的萌芽形态，否定是萌芽的展开，它表现为与萌芽形态对立的发展形态，表现为发展的退后或否定的形态，。如植物是麦子的否定，同时也就是麦子的生命的展开；因此终于发展到生出新的麦子的阶段。私有财产是原始共产的否定，同时也是生产力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也准备了将来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一切退却，都是抗战的否定形式，然而这也正是准备反攻力量的不可免的发展阶段，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可以发展到实际反攻完成抗战的阶段。十年内战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也不是白打的战，因为经过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使两党都有了必须要长期合作，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使今天的统一战线得到一个有力的保证。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战争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此书也错了。
——摘自毛泽东读艾恩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3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中《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看法。他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是正确的。但他在举例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却表现出了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他认为抗战中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退却，是抗战的否定形式，而反攻则是否定之否定；十年内战（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来揭示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战争的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这才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领域中的根本表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辩证法，是高层次的、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战争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之间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阶级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的最终根源在于经济。国家、民族、阶级间为着某种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而爆发战争，是对和平的否定；但战争本身决不是目的，战争双方都不希望也不可能把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最终，代表先进和正义的一方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实现新的和平，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对战争辩证法的观察和认识是深刻的。
7。根据即基本矛盾（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一，什么是根据？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应该这样来了解根据：
甲，根据和本质是同列的范畴，本质的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根据。
乙，事物的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又叫做“理由”，发展以一定的根据为基础，“主张”以一定的理由作基础。理由必须是从本质上去找，以表面现象为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汪精卫以近卫的声明为理由而主张妥协，就是一例。
丙，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如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矛盾就有民族矛盾和民主的与封建的矛盾的两方面。把各方面的矛盾都把握了，就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或有了充足理由。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质的。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报到才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不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7、388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事物的根据和条件的看法。他认为，根据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事物的本质；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就是“理由”。要认识事物的根据，必须从本质上去找，而不能从现象出发。汪精卫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938年发表的几次对国民党政府诱降的内容为“理由”，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毫无任何根据的、卖国求荣的行为。艾思奇迹认为，根据是复合的。要把握事物矛盾的各方面，才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毛泽东在读这段文字时，在“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一句下面画了3条杠线。他结合自己对事物辩证法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与艾思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事物的根据是亭物的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规定事物的本质。据此，毛泽东认为，根据中只能有一个是基本的，其余的是次要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基本的，而民主的同封建的矛盾是次要的（这与艾思奇的理解有不同）；而充足理由就是指事物的基本根据即基本矛盾；其他的次要的矛盾等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而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并未作这种区分。所以毛泽东认为，说把握了事物的充足的根据，与把握事物的各方面的矛盾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对根据的理解比艾思奇要深刻和准确。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未对“基本”与“主要”（或主导）矛盾作区分。他在读《研究提纲》时还批下“基本、主导、主要意思是一样的，将他们区别起来是不对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一句话。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文章并未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加以区分。例如，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用的是“基本矛盾”这一概念（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52页）；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用的却是“主要矛盾”（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31页）。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否一回事，仍有不同理解。
8。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的这些思想，在党大会的决议及斯氏的著作之中，被发展了，被具体化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范畴之历史的展开，精当的指示出：在我们哲学发展之过去的阶段上，把唯物辩证法发展了的是谁呢？破产了的哲学的指导呢？抑是党的指导呢？这个历史又指示出：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抑在革命的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发展的呢？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1—422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