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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知识是一个系统，它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是一个辩证法。
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争论的焦点。他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正是从科学态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指出方向。这样，他既从根本上指出了学术讨论应该坚持的原则性的立场，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倾向，也起到了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
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出于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对专家学者的尊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在私下里，他就和周谷城说过。他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这些观点，同周谷城的文章的观点是一致的。
19。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读章士钊《逻辑指要》）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教安。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八时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7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9—560页）
［解析］
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的初版本，是1943年在重庆出的。建国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作为毛泽东提议编选的《逻辑丛刊》之一再版。毛泽东读这本书，当时在其再版之前。该书得以再版，与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
章士钊在逻辑学中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早于1918年就在北京大学讲授过逻辑学，影响很大，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坐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辑指要》即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虽然对有些史料的分析不乏牵强之处，但它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论，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
1943年，该书在重庆出版时，章士钊在一篇自序说：“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助，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督为讲录，俾便览观。于返港之明日，伸纸吮笔，纵其所之。”其中对蒋介石之看重该书，多有褒词。章确也奉蒋之请，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讲授该书内容，前前后后约讲了一年光景。毛泽东既然知道章士钊的这本著述，对这些情况也不会一无所知。但他有自己的看法。
1959年5月章士钊为《逻辑指要》写的一篇后来未用的再版序言中，谈了这样一件不为人知的趣事：“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越三月，公几召，以原书确于案。”毛泽东“冁然相谓曰：吾于此书已一字不遗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矣，然大抵从西籍迻译得来，不足称为专著，独子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学问之事，庸何伤！”表明在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只能历史地去看待。人民需要继承、吸收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更何况，在他看来，《逻辑指要》“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这是毛泽东“一字不遗”“阅一通”得出来的印象。
毛泽东对《逻辑指要》的评价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这是难得的褒奖。《逻辑指要》的价值，与其说在逻辑理论的创新方面，不如说在中国逻辑研究的开拓方面。当然，草创也难免于粗糙，空前的东西并不绝后。章士钊后来曾说它“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花香不在多”。就这些已足够“宜于印行”，“为今日参考资料”。
为了出版此书，章士钊用一个月时间对全书作了删改。毛泽东也十分关心该书的再版事宜。在收到章士钊的修改稿后，他于1959年6月7日在病中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封信。信中称赞章士钊“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金著是指金岳霖的逻辑学著作。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为章士钊代拟了《逻辑指要》一书的再版说明，建议他考虑采纳。
从毛泽东代拟的“说明”来看，章士钊在6月6日的信中较详细地谈了自己修改《逻辑指要》的情况。毛泽东代拟的“说明”，从文体上来说，是一篇十分精彩的“重版序言”。它既谈了重印旧作的由头、修改情况，又联系到当时学术界的背景，谈了对旧作的态度。总共不过二百四五十字，容纳了这么多的信息，字字着意，句句含理。
过了一周，6月14日，章士钊重新写出了“重印说明”。除前面加了一段有关该书写作经过和一些自我评价性的话外，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说明”的内容，有很多还是原话照抄上的。1961年正式刊印的《逻辑指要》，采用的即是这份“说明”。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5年6月26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有结束呀！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在1965年8月11日呈送给毛泽东并中央《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其中统计：1964年，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县以下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占16％。也就是说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报告》说，今后要作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1965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
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
（1965年8月8日）
办教育也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