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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借此来讽刺蒋介石在失败时连项羽身上具有的“羞耻心”也没有。
11。儒孝治国，乃衰国之君（读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原文］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宽饶等坐刺讥辞语力罪而诛，常待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日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问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上面引的吴冷西的一段话，说的是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到自己的卧室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他到《人民日报》做总编辑，并仍然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于涉及到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工作，故毛泽东重提他4月10日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4月10日的谈话，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些评价，大体同6月13日对胡乔木，吴冷西说的差不多，并且还背出了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些原话。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班固的《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的评价很高，对汉元帝则不以为然。
汉元帝刘姡Вㄇ�76—前33），在位16年。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毛泽东读《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衰败的原因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很不以为然。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0年后，毛泽东还曾淡起他这个观点。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当是从《后汉书》所记的内容而言，固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建国立基，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景象不凡。东汉光武刘秀，乃为“中兴之帝”，经历一番征杀，遂承续汉家基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
欣赏雄才大略，胸中有丘壑之君，固惺惺惜惺惺之意也。
12。坚持真理，充分说理（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毛泽东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在一本《汉书》里，毛泽东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毛泽东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毛泽东颇有今古同况之慨。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我党认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毛泽东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结果，大败敌军。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对这些记叙，毛泽东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13。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李固传》）
［原文］
永建中，公卿多荐黄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遣之曰：“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谓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伦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漠，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
——摘自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送陈毅同志一阅。“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毛泽东1965年的一个批示（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5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赵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摘自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
［解析］
黄琼（86—164）、李固（9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