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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同意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从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一是几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邮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知人、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同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全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久，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读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做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袖素质和领导能力及政治风格。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队伍中的领导干部出现袁绍这种短见而刚愎之人。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为了致用，历史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教材。
18。刘表“虚有其表”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原文］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椽为北军中侯。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虚有其表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40页）
［解析］
刘表（1422—208）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曾占有湖北、湖南地方。对军阀混战，持观望态度。后为荆州牧。所据地区破坏较少，中原人前来避难者甚多，但无进取有为，以年天下之志，这是毛泽东对他不感兴趣的地方。刘表病死后，儿子刘琮投降了曹操。毛读《刘表传》的批语，都是贬语。
刘表初入荆州时，曾诱杀在当地作乱的刘姓宗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刘表传》里说：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曹操，袁绍这三大势力之间。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羡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的话说：“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里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其子张怿代立，刘表随即攻打张怿，胜了。于是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读至此，批道：“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方土地，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持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被迫投降了曹操。
曹操与刘表，实有凤鸭之别，这在后人看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可在当时却未必，刘表号称“八俊”之一，又是汉家宗室。坐拥荆襄，声名极隆，而曹操则为“身世不明”阉竖“遗丑”，纵有雄才大略，但在名声上却远不及刘表。
看来，人有虚名，不图进取，实为当时之累，亦落后人之讥。
19。五斗米道有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
［原文］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大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摘自毛泽东1958年12月7日于武昌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2—147页）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卢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未北方的黄中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渲。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凤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8—151页）
［解析］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集解》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张鲁传》，毛泽东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稍后，他把12E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从毛泽东的批语可以看出，他当时读《张鲁传》并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的想法，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他认为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