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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毛泽东说出两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随即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叙，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1959年为什么反复谈到郭嘉呢？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3月2日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智”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古人言“智信仁勇”，“智”已经化为一种德行，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居于领导岗位更是这样。正是鉴于此，毛泽东才希望干部中多出几个郭嘉式的人物。
21。行伍出身的人，不可不读此传（读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
［原文］
《江表传》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井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闲谈中，毛泽东说：“吕豪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摘自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见1983年12月12日《团结报》）
［解析］
吕蒙是东吴的大将。15岁就开始随姐夫出征。孙策很赏识他的勇敢。孙权继位后，他南征北战，多立奇功。但他“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于是孙权劝他读书。此后吕蒙见识日广，更加有勇有谋。周瑜死后，鲁肃接任东吴统帅，在如何对待关羽的问题上，吕蒙帮助鲁肃筹划了“五策”，使鲁肃十分惊异。后来吕蒙代鲁肃成了东吴领兵的统帅，为孙权出了许多好主意，指挥作战，几乎无不取胜。孙权评价吕蒙说：“子明（吕蒙字）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子公瑾。”《三国志》作者接着说：“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读《三国志》里的《吕蒙传》。闲谈中，毛泽东同他们说起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苦恼。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这里，毛泽东建议军队中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不可不读”《吕蒙传》。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吕蒙传》记叙，鲁肃死后，吕蒙代之统兵与关羽对峙。这时，关羽正在攻打曹魏占据的樊城，吕蒙上书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诡计”。这是指吕蒙的计谋而言。后来关羽果然中了吕蒙之计，抽调荆州后方大量兵力赶赴襄阳、樊城前线，吕蒙随即轻取荆州，关羽在回兵时，也遭擒杀。这是吕蒙“诡计”所建的一大奇功。
我们知道，毛泽东读史，常常对那些读书很多的人不以为然。这与他晚年多次表露过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的观念有联系。他欣赏吕蒙年长后好学，提倡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读《吕蒙传》，表明他晚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有另一面。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有关《三国志》的。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起赤壁之战：
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是《三国志》里记载的“赤壁之战”的事情。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搞得东吴孙权的阵营惶惶不安。孙权本人在和战之间犹豫不决，手下文武两班人马各持己见。以张昭为首的谋士文臣多为主和派，以周瑜为首的一班将领则主战。
鲁肃身为行政官员也是主战，当时还负责同刘备这方面的外交联系。文士主和，大多因他们的长处和兴趣不在大敌当前时克敌制胜，未必与读书多少有关。周瑜虽为拥兵大将，但也是读书人出身的，鲁肃办外交，有较多的实际政治才干，看问题较长远些，他主战也当在情理之中。毛泽东谈上面这段话，倒是从不满意光知道读书的知识分子引起的。既痛读书多之误，又慨不读书之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毛泽东总是乐于全面地看问题。
22。郭象无行（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原文］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
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椽，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未，病卒。著碑论十二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郭象无行
——毛泽东读《晋书》卷五十《郭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7页）
［解析］
郭象（252—312），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谈派人物。其《庄子注》是在向秀的《庄子注》基础上增改而成，在阐扬老、庄道家思想方面，有些见解。毛泽东认为“郭象无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清高扬名，以清谈自娱，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说的和做的不一。再就是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
23。封建时代，少数民族非乱不可（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原文］
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关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