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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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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封建时代,少数民族非乱不可(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原文]
  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关中土沃物丰,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诩、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
  、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恩,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摘自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摘自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
  [解析]
  江统是西晋人。初为山阴县令,后历任太子洗马、尚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西晋元康八年(298),孟观、沈毅率兵西讨作乱的齐万年,平息了经年在关、陇一带滋扰的少数民族氏、羌,捉住了氏族统帅齐万年。江统认为,“四夷乱华”,应该趁早杜绝其根源。于是他在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向朝廷建议,把羌、氏等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往更西边的地方去,还其本上,以“释我华夏纤介之忧”。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不到10年,西边的少数民族果然兴起进攻中原。时人都佩服江统的深远见识。
  毛泽东对江统的看法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封建时代,少数民族是不是同中原地带对立,不在于把他们迁不迁走。为什么,毛泽东的批注没有说明,但他说“千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大概是说我们今天少数民族拥护中央政府,同汉族和睦相处,关键在于我们的民族政策好。在封建时代,像江统《徙戎论》所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以这种认识来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自然“非乱不可”。
  “迁亦乱,不迁亦乱”,关键是江统诸人看问题立场不对,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下的见识,总是错。纵可能一时奏效,但时间一长还是要出乱子。所以,毛泽东在党的民族工作中,总是强调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在前者。 
24。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
  [原文]
  论曰: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惬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诅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解析]
  梁武帝(464—549)萧衍,原为南北朝时期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朝的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因而起兵攻陷齐都建康,迎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后灭齐,建立梁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南朝宋、齐、梁、陈几朝的频繁更替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的时间最长。在位时,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比较有作为。
  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有许多圈画和批注。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对梁武帝的评论总结。梁武帝登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精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典刑”,最后终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导致梁室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候景的囚室。李延寿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诚乎。”徐偃是西周徐国国君,强大时有三十六国向他朝贡,被称为东方的霸主。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忘情干戚”、“弛于刑典”两句旁画着密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这几句旁,画着着重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毛泽东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感慨。
  早期的梁武帝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很有魄力,毛泽东对此多有圈画。《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当梁武帝的哥哥萧懿为齐所害,他起兵讨齐时,有人劝他把齐和帝接走,免得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被动。他不听,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圆圈,每句加了旁圈。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的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他说:这些地方官员“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而政出多门,乱其阶也”。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后两句旁画着密圈,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流露出赏识。
  梁武帝很有军事才能,在《南史·梁高祖本纪》及其他史书中,关于他善用兵的事例,多有记载。毛泽东在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圈画和批注,十分注意。
  《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齐派大军镇压。他派人离间齐军,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嗓攻之”,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打援”。齐在援救郢城的同时,派人镇守江州,为之助威。梁武帝对诸将说:“夫征讨,未必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后郢城求降,镇守江州的陈伯之“犹惧”,“乃束甲请罪”,证实了梁武帝用乓的预见性和善于决策。
  《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军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指令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曹景宗想自己邀功,竟单独前进,却不料遇到暴雨,淹死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对梁武帝的失误和衰亡,毛泽东也有图画和批注。梁武帝的晚年,听不进正直的忠告。《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在他去世前五年,大臣贺琛针对时弊给他写了一个奏折,提出: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穷奢极欲,浪费十分严重;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的罪过;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生养3。建议他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贺琛提出的这些情况本是实际存在的,建议也很中肯。但梁武帝对他秉公陈述的奏折却觉得忠言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口授敕书,一一反驳,痛加斥责。他说,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能听取好的意见,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不应和地位低下、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讲话。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孙权是三国时美国的国君,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官至丞相。黄武五年(227),陆逊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不接受,一一反驳。梁武帝和孙权一样,听不进正确意见。他用自己的简朴、勤于政事批驳贺琛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加令不从。”又说:“我以身作则,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腰围都瘦了二尺,等等,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斥责贺琛说: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皇帝奏事,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呀!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吗?毛泽东在此处又批注:“‘专听生好,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一个好皇帝,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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