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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封建时代，少数民族非乱不可（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原文］
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关中土沃物丰，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诩、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
、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恩，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摘自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摘自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
［解析］
江统是西晋人。初为山阴县令，后历任太子洗马、尚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西晋元康八年（298），孟观、沈毅率兵西讨作乱的齐万年，平息了经年在关、陇一带滋扰的少数民族氏、羌，捉住了氏族统帅齐万年。江统认为，“四夷乱华”，应该趁早杜绝其根源。于是他在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向朝廷建议，把羌、氏等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往更西边的地方去，还其本上，以“释我华夏纤介之忧”。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不到10年，西边的少数民族果然兴起进攻中原。时人都佩服江统的深远见识。
毛泽东对江统的看法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封建时代，少数民族是不是同中原地带对立，不在于把他们迁不迁走。为什么，毛泽东的批注没有说明，但他说“千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大概是说我们今天少数民族拥护中央政府，同汉族和睦相处，关键在于我们的民族政策好。在封建时代，像江统《徙戎论》所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以这种认识来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自然“非乱不可”。
“迁亦乱，不迁亦乱”，关键是江统诸人看问题立场不对，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下的见识，总是错。纵可能一时奏效，但时间一长还是要出乱子。所以，毛泽东在党的民族工作中，总是强调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在前者。
24。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
［原文］
论曰：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惬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诅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解析］
梁武帝（464—549）萧衍，原为南北朝时期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朝的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因而起兵攻陷齐都建康，迎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后灭齐，建立梁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南朝宋、齐、梁、陈几朝的频繁更替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的时间最长。在位时，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比较有作为。
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有许多圈画和批注。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对梁武帝的评论总结。梁武帝登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精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典刑”，最后终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导致梁室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候景的囚室。李延寿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诚乎。”徐偃是西周徐国国君，强大时有三十六国向他朝贡，被称为东方的霸主。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忘情干戚”、“弛于刑典”两句旁画着密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这几句旁，画着着重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毛泽东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感慨。
早期的梁武帝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很有魄力，毛泽东对此多有圈画。《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当梁武帝的哥哥萧懿为齐所害，他起兵讨齐时，有人劝他把齐和帝接走，免得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被动。他不听，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圆圈，每句加了旁圈。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的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他说：这些地方官员“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而政出多门，乱其阶也”。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后两句旁画着密圈，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流露出赏识。
梁武帝很有军事才能，在《南史·梁高祖本纪》及其他史书中，关于他善用兵的事例，多有记载。毛泽东在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圈画和批注，十分注意。
《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齐派大军镇压。他派人离间齐军，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嗓攻之”，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打援”。齐在援救郢城的同时，派人镇守江州，为之助威。梁武帝对诸将说：“夫征讨，未必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后郢城求降，镇守江州的陈伯之“犹惧”，“乃束甲请罪”，证实了梁武帝用乓的预见性和善于决策。
《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军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指令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曹景宗想自己邀功，竟单独前进，却不料遇到暴雨，淹死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对梁武帝的失误和衰亡，毛泽东也有图画和批注。梁武帝的晚年，听不进正直的忠告。《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在他去世前五年，大臣贺琛针对时弊给他写了一个奏折，提出：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穷奢极欲，浪费十分严重；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的罪过；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生养3。建议他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贺琛提出的这些情况本是实际存在的，建议也很中肯。但梁武帝对他秉公陈述的奏折却觉得忠言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口授敕书，一一反驳，痛加斥责。他说，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能听取好的意见，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不应和地位低下、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讲话。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孙权是三国时美国的国君，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官至丞相。黄武五年（227），陆逊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不接受，一一反驳。梁武帝和孙权一样，听不进正确意见。他用自己的简朴、勤于政事批驳贺琛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加令不从。”又说：“我以身作则，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腰围都瘦了二尺，等等，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斥责贺琛说：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皇帝奏事，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呀！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吗？毛泽东在此处又批注：“‘专听生好，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一个好皇帝，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