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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焉。”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一个好皇帝，艰苦朴素、自善其身固然很难得，但若听不进好人的意见，不能兼听则明，那就会被小人所包围，导致失败，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武帝系明白人，但却自护其短，英雄末路，大抵如此，时运不济，并非全是天意，亦是自造。
25。臧质是“豪杰之士”（读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臧质传》）
［原文］
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厂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质报太武书云：“尔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狒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飨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负送都市。尔识智及众，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故耳。”太武大怒，乃作铁床，于上施铁鑱，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军书，写台格，购斩太武，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絙，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质夜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下不过数斗。魏军乃肉搏登城，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如此三旬，死者过半，太武乃解围而归。上嘉质功。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臧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188页）
［解析］
臧质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时人。《南史·臧质传》称赞他“涉猎文史，尺牍便敏，有气干，好言兵”。曾任徐、兖二州刺史。南朝到了宋文帝时，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统一中国。北朝的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之后，有吞并江南的意图。宋元嘉二十七年（450）以后，南北两朝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臧质在和魏军作战中屡立战功。毛泽东读这篇传记的批语，说了臧质的三次战功。
“解汝南之围”。是指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围攻汝南，宋守将陈宪告急，宋文帝派臧质去援救，杀伤魏兵惨重，魏太武帝败退。
“胜盱眙之敌”。即前面引述的原文所说的事情。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八年（451）率10万大军攻盱眙，臧质为辅国将军与之抗击。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了藏质的军事才能。魏太武帝向臧质要酒，臧质为羞辱他，把人尿装进酒坛送去，魏太武帝大怒。毛泽东在“质封溲便与之”一句旁加了密圈，天头上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批注：“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臧质给魏太武帝写信，辱骂他是自己来“送死”；又给魏军写信，说谁能斩了魏太武帝，“封万户侯，赐布帛各万匹”。气得魏太武帝做了一个铁床，装上铁铲，发誓一旦攻下盱眙，捉到臧质，定要将他铲死，碎尸万段。这次攻坚战相持30多天，魏军屡攻不下，所施种种计谋都被臧质所破。最后魏军登城肉搏，“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太武乃解围而归”，损失超过一半人。臧质获胜。兵法曰：怒不可以兴师，魏太武帝自取其败。以怒兴师，野战尚无胜算，况攻城乎？
“克刘劭之逆”。刘劭是宋文帝的长子，他昏庸残暴，杀了文帝自立为帝。臧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了文帝的第三子刘骏（注：孝武帝）和江陵王刘义宣（注：宋武帝的第六子），并即日率5000人马去讨伐，生擒了刘劭，为孝武帝即位扫清了道路。臧质除掉无道昏君。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所惋惜的历史上的“梁山之战”，是指孝武帝即位后，臧质因孝武帝年轻，许多事情都不向他请示和报告。臧质傲慢自负，“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又以为刘义宣更容易受他控制，因而阴谋推翻孝武帝，立刘义宣为帝。孝武帝得知这一情况后，派王玄谟等屯兵梁山洲两岸拒守。臧质向刘义宣献计说：如今应该派兵去打南州，王玄漠在梁山“必不敢轻动”。我乘船去攻占南京，这是取胜的最佳策略。有人劝阻刘义宣不要采纳这个意见，担心臧质取胜后野心更大。臧质的计划因而未被采纳。兵败，臧质逃回家乡，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携带妻妾潜藏在一个湖中，追兵到，他用荷叶盖在头上用鼻孔出气，但最后终于被捕赐死。
毛泽东对臧质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褒中有眨，实事求是。毛泽东很欣赏臧质的军事才能，多所批注、圈画。对臧质向刘义宣的进计，逐字加了旁圈。对劝阻刘义宣反对臧质的话和臧质逃回家乡后的情况，也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毛泽东研究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部署，肯定臧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一仗致败的原因不是臧质的无识无能，而是臧质的意见未被采纳，并为此发出“惜哉”的感叹。同时，毛泽东对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处，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并批注：“此是妄想”。《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臧质传》后有段评论，说：“减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含文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含文”是臧质的字，“好乱”是指他不安分、有野心。毛泽东在“好乱之所致乎”旁，用红笔加了着重线，在着重线旁逐字画了六个大叉。毛泽东看重臧质在解汝南之围、胜盱眙之敌、克刘劭之逆等战役中表现的军事才能，因此他不能苟同史学家李延寿把梁山之战的失败，臧质被杀，归罪于臧质“好乱”这一论断。他以一个战略家的心态和感情，为臧质这一仗的失败表示惋惜，赞叹臧质为“豪杰之士”。
26。袁氏子弟，一个无能，一个死节（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觊无能
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笔191、192页）
［解析］
《南史》卷二十六《袁湛传》，同时列有袁湛的两个孙辈袁凯、袁粲的传记。袁氏是东晋的大族，与谢氏有通婚之好。袁凯和袁粲是堂兄弟。在刘宋朝均居高位。《袁觊传》说：袁觊“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觊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觊亦厉色而出”。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袁觊无能”。这大概是指袁觊不善进谏。后袁觊起兵叛宋明帝，但他自己却“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议而已，不能抚接诸将。”乃至“未一战而败”，被杀。南朝名士，大率如此。不止无能，而是士风之使然。
毛泽东在《袁粲传》开头批注说：“袁粲死节”。袁粲有名士风度，宋明帝死前，托袁粲为顾命大臣，拥立宋后废帝。萧道成杀后废帝，立宋明帝，又准备篡宋。当时袁粲任中书监，驻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决意不事二姓，密谋进攻萧道成，事泄兵败。但他镇定自如，说：“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遂被杀。
27。此种推论是错误的（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原文］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3页）
［解析］
孔琇之是南朝齐武帝时人。是宋武帝大臣扎靖的孙子。上面这段原文说他在当吴县县令时，不听人劝阻，把一个偷了邻家一捆稻子的10岁小孩送往衙狱治罪的事，其理由是：“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就这样，传记作者还称赞他“有吏能”呢，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史传作者的这个观点，他用红铅笔在“有吏能”几字下画了一条粗重线，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的那几句批语。
在毛泽东看来，孔琇之治小孩罪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人是随着环境、条件乃至年龄生长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条件、年龄改变了，就不能排除这个小孩可以改正自己的偷窃行为。这就是他在读《后汉书》《陈寔传》写的批语里说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像陈突那样，对这个小孩进行教育诱导，变好的可能性更大。好借古鉴今的毛泽东特别感叹和忧虑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推论”方法，在我们的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其表现就是：认为一个人犯了点小错误若不处理，大家就会效法他。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目的还是为了使之改过自新。所以，他经常讲，我们不要学鲁迅《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更明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