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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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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文句旁密加旁圈,写了不少批语。在说到韦睿每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和“魏军凿堤,睿亲与争”,毛泽东逐字旁圈,分别写了两处“将在前线”,推崇他身先士卒的领兵作风。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时,“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不贪财”。韦睿能团结部下,在胡景略和赵祖悦闹矛盾时,他亲自调解,晓以利害,避免了不利后果。毛泽东于此处批道:“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宜,设立法度那一段,毛泽东也是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这些批语,涉及领导干部所应有的垂范、廉洁、勤政、团结诸方面的作风素养,确实值得当今理政治军的干部学习。
  《韦睿传》还说到韦睿的儿子韦放的事迹,毛泽东也批道:“韦放有父风”。
  韦睿有古之儒将之风,有武人之胆略,有儒者之雅量。自古以来,但凡以文人掌兵者,莫不追求这种境界,但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能近似者已稀,况如韦睿者乎? 
30。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
  [原文]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东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贱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军,复欲击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文。武帝驾焉,手诏慰勉之。
  ——摘自李延寿《南吏》卷六十一《阵庆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
  [解析]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手下出身寒门的著名将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识,建有赫赫战功。毛泽东在《南史》卷六十一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画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写了上面的批语。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画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之专注和深情。
  毛泽东一读再读的陈庆之,有什么事迹使他“神往”呢?《南史》本传记载:梁武帝普通元年(502),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这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10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乓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3000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故”。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才能。《南史》作者李延寿用简洁生动的文笔刻画了陈庆之其人其事,再现了一场场威武壮观的战争场面。毛泽东对此用粗重的黑铅笔画着一条条着重线和曲线,流露出极大的关注。
  陈庆之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武将,还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政治家。魏北海王元颢即帝位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听信谗言,对陈庆之很不信任。陈庆之不计个人得失,及时敦促北海王元颢不要放松军事。有人劝他:“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陈庆之听后,严词拒绝、并将元颢有叛梁之意报告给梁武帝。在楚州击破侯景时,正值灾年,陈庆之开仓赈济灾民,八百多人上书为他树碑颂德。《陈庆之传》记载:“庆之性祗慎,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扎,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毛泽东在这些记载处,也都画着着重线,非常重视。
  毛泽东是政治家,同时也是军事家。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万籁俱静,深夜读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自己的这种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共鸣,这是毛泽东读史为一般人所难以产生的感受。 
31。王建庸人,不知政治(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原文]
  破慕容主于参合,帝(魏道武帝)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吊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帝既而悔焉。
  ——摘自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毛泽东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2页)
  [解析]
  王建是北魏初年魏道武帝拓跋珪手下将领。初为左大夫,后迁散骑常侍,为冀、青二州刺史,封真定公。东晋太元二十年(395),王建随拓跋珪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南)大破后燕慕容宝的军队。开始,拓跋珪想留下有用的人,遣返数万俘虏。王建则坚决反对,认为是纵敌养患,应全部杀掉。拓跋珪采纳了这个建议,全部坑死,可不久又后悔了。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一贯反对屠杀俘虏,因此,他认为王建的建议,是“不知政治”,王建是个庸人。后来,拓跋珪又在中山城打败慕容宝,慕容宝弃城逃跑了。待天明北魏军队准备进城时,仍受到后燕败军余部的反抗,拓跋珪令人招降,这些人都说:“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就是说,我们投降了,害怕你们像在参合之役中屠杀俘虏一样屠杀我们,因此,我们抵抗,或许还能保全一时的性命。“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这是怪罪当初王建坑杀俘虏的建议。 
32。隋文帝的做法蕴藏大乱(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原文]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摘自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蕴藏大乱
  ──毛泽东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解析]
  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541—604),是隋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位23年,被其子杨广(即隋场帝)所杀。《隋书》卷二《高祖本纪》记叙杨坚死后,对他的性格和治国之道作了概括。前面引过的,便是其中的一段。毛泽东特别注意其中所过“好为小数,不过大体”及不学无术,执法苛峻等内容,认为这些做法“蕴藏大乱”。似乎觉得隋朝短命,不只是贩在昏庸的隋炀帝之手。算是一史家之言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史很注重体会国家兴衰成废之道。
  在一本李延寿的《北史》中,也留有毛泽东对隋文帝的一些做法的批语。该书卷十一《隋本纪》载,隋开皇十八年(598)春,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之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之事。隋文帝的这个做法,无疑是阻碍民间经济商贸发展的蠢事。 
33。李渊遇事无断制(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原文]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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