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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跃入水底，偏取所掷宝器，戏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就座，其诡诞如此。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人习水是好事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此人能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雷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1页，
［解析］
雷满是湖南武陵少数民族，时逢唐末乱世，雷满在当地建立土团军，先是投入荆南节度使高骈麾下，后自己占领朗州，被唐昭宗封为朗州节度使。其为人勇悍。《旧唐书》和《新唐书》皆列有本传。毛泽东对这两种书上的《雷满传》都有圈画，特别注意到他潜水取物，好泳作乐的事情，批注说能习水是好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本人一生爱好游泳的兴趣。
《旧五代史》卷六十《李袭吉传》，说李袭吉有一次随李克用征战，在一个叫夏阳渡的地方过浮桥时，“笮断航破，武皇（后唐李克用）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上，救之获免。”读至此，毛泽东不相信李袭吉只是靠一块浮冰才没淹死，遂批道，“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华温琪传》记载，后来曾当过后梁、后唐的节度使的华温琪，早年曾参加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义军攻陷长安后，为供秦官都知。黄巢起义失败后，他逃往滑州，担心自己状貌魁伟，长相特殊，被官军认出，于是，“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人必略知水性”。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论辨类”收了苏明允的《谏论》，其中有一段议论．说有三个人，一个勇敢，一个既勇敢又怯弱，一个怯弱。如果他们三人同时站在一个“渊谷”傍，有人对他们说：你们谁跳过去，便是勇敢，谁
跳不过去，便是胆小。那么，后两个人肯定跳不过去。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谁跳过去。就能得千金，那么，那个半勇敢的人为利驱使，也会跳过去。如果，这时有一只猛虎向他们扑过来，即使没有人对他们许诺什么，那个胆怯的人也会和前两个人一样跳过去。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小，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48。叙事有法，写得好（读司马光等《资治通鉴》）
［原文］
呜呼！幽、厉夫德，周道日衰，然文，武之把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土，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文公于是惧而下敢违。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下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夭予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存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摘自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衷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译东1954年冬同吴晗的谈话（摘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译东读书的生活》第208贡。原载《吴晗纪念文集》第34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解析］
除《二十四史》外，《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晚年，他曾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说过，这部书他读了17遍。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1956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这个平装本正是毛泽东提议标点整理的。这两种《资治通鉴》里，都有他圈点批画的手迹。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初年进士，后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全力编纂。宋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辞枢密院副使之职，退居洛阳15载，六任冗官，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编写，于元丰七年（1084）告竣。该书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1362年之事迹，成294卷，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共300余万字。除宗于正史以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墓志、谱录诸种书籍300余种，是现存的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该书的《进表》中，说其宗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毛泽东看来，这部巨制，“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其实，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认真读过以其他形式编印的《资治通鉴》。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他们认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参加编修《资治通鉴》的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1300多年，据朱嘉的《资治通鉴纲目》，宋以后则依据后人著述，如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鉴易知录》等。这部简明的中国通史读本，是过去私塾中常用的教本。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类纂》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省立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里的《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资治通鉴》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成了这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这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资治通鉴》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叙事有法”，除了指它“历代兴衰治扎本末毕具”外，更主要的是认为它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毛泽东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点开写。他晚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曾评论司马光从这一年写起的想法。他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作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看来，问题常常是出在上面。但是，最要害的是，在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一种机制保证“上梁”不歪。这才是其痼疾所在。在1975年同孟锦云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点，他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