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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只得以“成则为王败则寇”来叹惜李自成的命运。
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也是米脂人）将《永昌演义》转呈给毛泽东阅评，毛泽东很重视这部小说，特意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并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上引那封信谈了自己的观点。
李自成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早在1926年6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毛泽东便明确指出“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因此，在读了《永昌演义》后，毛泽东不同意作者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却贬抑其整个农民起义运动的观点，建议作者用“新历史观点”修改此书。这里所说的“新历史观点”，就是“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个人品德与起义事件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单单写成品德方面的英雄。《永昌演义》所缺乏的，就是没有挖掘出李自成起义事件所蕴含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
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转给李健侯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奖励给他200元边币，还当了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建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李尚未完成修改工作，便于1950年病故。后来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曾带人到来脂抄《永昌演义》，这对他的创作无疑有所帮助。姚雪垠说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69页，1979年版）该书于1963年出版第1卷，作者即给毛泽东寄呈了一部。毛泽东读了这部小说。在1966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对列席参加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973年作者写完了第2卷，为能够尽快出版，他于1975年10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进程，特别谈到，“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毛泽东收阅此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文化革命”那样的年代，毛泽东再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无疑是同意并倡导作者表达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内容，或者说，从中看出了他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
1984年，《永昌演义》在作了必要的点注后，也由新华出版社印行出版，与广大读者见了面。
59。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原文］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问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时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
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问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摘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沫菲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
［解析］
《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三百周年而写的、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副刊上面，约1．9万字。该文勾勒了明末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着重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甲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3O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新史家，还只偏于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怎样科学地估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唯物史观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并未解决。到40年代初，在研究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便显得越发重要了。两种历史观的争论，焦点便集中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当时重庆进步史学家零星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龟甲申》。它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甲申》的另一特色，是叙述了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阐明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同时也指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的历史必然性。
《甲申》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一问世，便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新华日报》连载的第一天，便配合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说明：“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紧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又相继发表一些文章，介绍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动，以为呼应。3月24日，《甲申》连载完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便发表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说“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表示“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的思想，听其谬种流传”。同时继续歪曲明末历史说：以李自成为首领的“流寇”，“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260年的亡国局面”。4月21日，托派叶青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牟祭）平议》长文，径直攻击道：“因为郭沫若底文章及随之而有的文章，皆刊于《新华日报》。这个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刊出许多文章，绝非偶然。它是由于共产党底宣传政策而来。共产党是反对政府，夺取政权的。”这样，对待《甲申》的不同态度，事实上演变为一场政治思想斗争，正如郭沫若在1947年将《甲申》收入论文集《历史人物》交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