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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年将《甲申》收入论文集《历史人物》交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
在延安，对《甲申》的评价却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从《新华日报》上读到该文，立即看出它关于李自成功败垂成教训的叙述，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共全党的教育意义。4月18、19两天，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它“科学地解说了历史”，指出国民党御用文人对《甲申》的“围剿”，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甲申》单行本。5月20日，即《甲申》发表后两个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中，明确把《甲申》列为学习材料。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给重庆的郭沫若带去《甲申》和《屈原》（郭著历史剧）的单行本。郭沫若收到后当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上引毛泽东论及《甲申》的信便是对郭沫若的回复。
毛泽东高度评价《甲申》，具有强烈的现实考虑，《甲申》发表的1944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胜利的前夕，在《学习与时局》中，毛泽东便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在即将来到的胜利面前，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考验。而经过7年抗战，确实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和厌战情绪。
《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对将面临进城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敲起了警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当时时局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置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所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自己的心情是：“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正基子此，他说郭沫若的史论、史剧（如《屈原》）“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同时又提议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而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在攻入南京建立天朝后，几乎是犯了和李自成同样的错误：生活腐化、内部不和、脱离群众。
如何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并非是毛泽东偶尔考虑的问题，而是他一贯的思想。1949年3月5日，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囱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中的镜鉴，便是李自成。1949年3月6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60。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读郭沫若《十批判书》）
［原文］
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墨子》）者一共七项。
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纽带。
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如更具体一点说，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已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就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过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
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而他又加上了未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
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因此，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奏王政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摘自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郁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摘自毛译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千年》第363页，中共党吏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专著。“孔墨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分别是其中的第2篇和第10篇。首篇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其余7篇依次为关于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的“批判”。所谓批判，当是哲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之意。
该书写于1943年至1943年初，作者时在重庆。初版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1954年人民出版社又改排出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印行新一版；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人民出版社改排本，编入《沫若文集》第15卷；197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书时，作者作了若干文字订正。毛泽东读的，当是1959年以前的版本。1959年10月23日，他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籍中，便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晚年，由于视力下降，他又指示有关部门把《十批判书》印成大字本给他读。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主要分歧，是重礼治还是重法制，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法家思想的奠基者是战国时一批诸侯国的改革家，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几千年来，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总免不了要谈论儒、法问题，免不了要作出扬此抑彼的评价。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倾向是扬儒抑法、褒孔贬秦，这从上面的引文中即可看出。关于法家的思想，他在“后记”中说：“韩非的文章如《五囊》、《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此外，该书对“五四”以来受到重视的墨家思想的批判也很严厉，这些看法，正如“后记”所说，“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