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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视的墨家思想的批判也很严厉,这些看法,正如“后记”所说,“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于是有人认为作者“袒护儒家”,担心“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对此,作者在1954年出改排本之前写的《改版书后》中有一个说明,他说:“我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懦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骨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蜥蜴之伦的残梦。”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在表达他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看法的时候,也时常对儒法作出评价。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便是1912年6月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称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五四”时期,他具有明显的反孔倾向,其出发点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具体内容尚须分析。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孔孟有部分真理。(见本书《哲学篇·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值得补述的是,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他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里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看来是兼容并收(当然,革命的路线和纪律同儒法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50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逐渐鲜明。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破除迷信”的报告时,他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4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展开,毛泽东的这一倾向越来越强烈,多次谈到他的反孔扬秦的观点。
这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他又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候,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个倾向,自然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的观点是对立的。
毛泽东至晚在1954年就读过《十批判书》。这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这指的就是《十批判书》中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牛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特别是1973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从前面的引述中即可看出。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材料,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曾谈到这个过程:“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又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诗中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判峻切。不过毛泽东对他仍是尊重的,称之为“郭老”,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郭不是党内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批判他。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问题。除了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以外,还有两个材料值得一说。
一个是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一个是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以上叙述说明:
(一)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是在晚年才明显和强烈起来的,这是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持否定态度的认识基础。
(二)从学术上讲,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无可抹杀的政治实绩。这与《十批判书》从人道主义角度的理解思路是不同的。
(三)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并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的材料,是导致毛泽东把批林与批孔联在一起,并认为凡是反动的阶级都是尊孔反法的现实原因。
(四)在发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再次阅读《十批判书》,并说是为了批判,但并无从政治上把郭沫若划入反动阶级来批判的意向,而是认为郭沫若是学术思想上尊孔反法的重要代表。他认为郭沫若的观点不如柳宗元《封建论》,又说赞成郭沫若关于历史分期的观点,这都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江青一伙则在1974年1月25目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从郭沫若自身角度讲,他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感和崇拜心理从未减过,批孔又涉及到自身,于是,在1974年2月7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其中有“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之句,算是从学术上对批孔运动的一个表态。而后,当江青于2月10日要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意在把矛头指向同王明在长江局共过事的周恩来时,郭沫若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虽然称道秦始皇,但对他也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评价的。“评法批儒”时,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1975年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芦荻请教过这个问题:对秦始皇到底怎样看?毛泽东认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61。商纣王是很有本事的人(读郭沫若《青铜时代》)
[原文]
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胡适《说儒》),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