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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文化革命”前的思想基调的。一是怎样看“让步政策”论的重要论据——“轻摇薄赋”，在毛泽东看来，新王朝往往是在一场大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时候，社会生产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艰苦，统治者无法从人民身上刮取更多的东西，是不得不“轻徭薄赋”，这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这不能算是“让步”。再一点，他对孙的文章也有不满足的地方，即没有从近代史的角度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于是，他举了近代史上义和团的例子。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穆欣《办十年自述》第257页）这样，成本禹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更来劲了。1966年，他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与人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三、文学篇
1。心里没气，他写诗（读《诗经》）
［原文］
坎坎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悬兀猓�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摘自《诗经·魏风·伐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兀猓俊薄氨司淤猓凰夭唾猓 薄笆凰夭汀本褪谴诱饫锢吹摹Ｕ馐窃固欤炊酝持握叩氖？追蜃右蚕嗟泵裰鳎信蛋氖彩铡Ｖ祆渥⑽贾Ｆ涫涤械氖牵械牟皇牵墙枘信淳肌�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解析］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时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始称《诗经》。其作品来源一是朝廷派“行人”到民间“采诗”得来，二是公卿士大夫的“献诗”。通过上述途径得来的作品经周王朝乐师删削、整理、加工，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定。相传曾由孔子编选删定。《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后只剩下歌词，即成为现在所见的一部诗集。其作者绝大部分不可考。《诗经》中的作品按音乐上的不同特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又分为15“国风”，共160篇，大多数是民歌，是《诗经》中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部分。“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又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诗经》特别是《国风》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周初到春秋中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有反映人民劳动生活和当时农业生产的作品，如《苤苢》、《十亩之间》，《七月》、《大田》、《良耜》等；有表达人民反抗剥削压迫情绪的作品，如《伐檀》、《硕鼠》等；有反映繁重的兵役谣役给人民造成沉重痛苦的作品，如《东山》、《击鼓》、《鸨羽》、《伯兮》、《君子于役》等；有揭露统治者无耻丑行的讽刺作品，如《相鼠》、《新台》、《墙有茨》、《南山》、《株林》等。而其中反映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也最富于精彩。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和相思的痛苦，如《静女》、《漆洧》、《采葛》、《蒹葭》等；有的表现受礼教束缚的痛苦和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如《将仲子》、《柏舟》等；有的表现妇女被遗弃的痛苦，如《氓》、《谷风》等。
《诗经》作为儒家传统的“五经”之一，也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的启蒙读物。后来到长沙就学，《诗经》也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写的《讲堂录》笔记里，便有这样的句子：“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幽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幽风》即《诗经·国风》之一，包括《七月》，《鸱鸮》等七篇。
1915年秋天，毛泽东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余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说：“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
到晚年，《诗经》仍是毛泽东喜欢阅读的作品之一。1965年9月15日，他便批示工作人员替他找一本《诗经》，并说明要大字本的。同年夏天去北戴河开会时，毛泽东听说在专列上当服务员的姚淑贤，来不及同自己的男朋友道别便赶来了，就用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诗经·邶风·静女》中的四句诗送给她，这四句诗是：“静女其妹，俟我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又对姚说：你把我写的这个东西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这个手迹，现在还珍藏在姚淑贤那里。
毛泽东不仅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训解分析。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那封谈形象思维的信中，信首引用的：赋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便分别出自朱熹《诗集传》里对《周南》中《葛覃》、《螽斯》、《关雎》这三篇作品所作的注。
毛泽东对《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部分，评价是很高的。前面所引述的一段话出自毛泽东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从中可看出三点：
（一）毛泽东很看重《诗经》里反映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作品，并一再强调这些是“老百姓”的民歌。
（二）关于诗歌作者的创作动因和思想倾向。孔子评诗三百，说“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认为这些诗作“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既有美刺之效，又合圣教礼仪。这大概是孔子编辑并推崇《诗经》的初衷和标准。司马迁则不作如是观。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故“《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明显赞同司马迁的说法，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来发挥司马迁的“发愤”说。这就把“诗言志”的含义引向怨天泄愤，把“思无邪”的怨而不怒引向“反对统治者”。
（三）《诗经》中有不少男女欢爱之作，毛泽东试图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力求从大量比兴形象中切入其实质内容：借男女写君臣。至于《诗经》中的男女之作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特殊指意，在批评史上的看法并不一致。朱熹便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立场，视为淫奔之词，评价不高。他在《诗集传·序》里还说：“国风”15章中只有“周南”、“召南”两章，“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故“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其余13章，则使“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关于历代注家对《诗经》的解释，毛泽东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就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2。我们也会感动上帝（读《列子·汤问》）
［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匿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摘自《列子·汤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