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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由青年文学家王勃的创作成就而联想到的其他“英俊天才”中，贾谊、李贺，我们有专条叙述。
批语中提到的王弼（226一249），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大族后代。王弼幼年聪慧，十几岁就爱好《老子》，通辩能言，对答如流。官至尚书郎，但事功非他所长，得病而亡，年仅24岁。他的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较多，除《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以及《老子指略》的佚文外，还有《论语释疑》一书的片断，保存在梁人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正义注疏》中。王弼是魏晋玄学开风气的哲学家。
批语中提到的夏完淳（1631—1647），明末诗人，抗清将领。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脊）。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夏允彝是江南名士，老师陈子龙在当时文坛上声望很高，他们二人创立“几社”。夏完淳从小受到他们的学识、文章和气节的熏陶，加之天资过人，聪明早熟，5岁知书史，7岁能诗文，受到前辈赏识。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南抗清义师蜂起，他仅14岁，便随父亲及老师在太湖起兵抗清复明。上书南明鲁王，鲁王授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兵败，只身流离。顺治四年（1647）在家乡被捕，押解南京。当面痛骂洪承畴，被杀时，年仅17岁。他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著作也很有成就。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作品风格高亢激越，慷慨悲歌。特别是被捕后写的诗《南冠草》、文《狱中上母书》等，皆为血泪浇成的正气篇。后人编刻有《夏节愍集》。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感叹过一些早天的英俊天才。1916年12月4日致黎锦熙信中，为说明强身健休的重要性，毛泽东说：“颜子则早天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再次抒发一大堆感慨，确实反映了他一生的一个重要主张：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朝气，最有创造力，他们是事业的希望所在。基于这个认识，他一生都反对压制青年人，反对瞧不起低贱的人。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说的，他在195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曾吐了一次”，是指他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破除迷信”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举了古今中外29个年轻有为和有发明创造的例子。其中也谈到：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27岁；作《滕王阁序》的王勃，初唐四杰之一，也是一个年轻人；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18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24岁。毛泽东又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1958年的讲话和批示，自然具有大跃进的热情想象成分。但在大跃进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主张。在他看来，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创造力，因此我们要不遗余力地鼓励他们，这不仅是政策问题，也是认识问题，并且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问题。这样，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中，他又说：“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
青年人、贫贱的人为什么有充沛的创造力？毛泽东的批语里包含了明显的政治伦理哲学。他十分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
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揭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21。不足证明古代官吏禁带眷属（读贺知章《回乡偶书》）
［原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回乡偶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毛泽东1958年2月10日致刘少奇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5—536页）
［解析］
贺知章（约659—约744），唐代诗人，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武后证圣初（695）进士及第，授国子四门博士，累迁至太子宾客、秘书监。天宝初年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唐玄宗曾赋诗赠行。贺知章少时以文辞知名，性格旷达，晚年尤放诞，不拘礼度，常邀嬉里巷，经常醉后属词，文不加点，又擅长草隶。在长安时与李白一见如故，而为忘年之交，称李白为“谪仙人”。诗作以七绝为佳，《回乡偶书》（二首）为其代表作，乃晚年回归故里时所作。该诗由于生动自然地反映了久客回乡的老人的感遇而脍炙人口。
1957年，刘少奇到南方巡视工作的时候，曾多次与当地领导干部谈到如何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些职工夫妇分居两地，存在具体困难，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又有许多难处，家属宿舍和城市设施问题短时期内解决不了。于是，刘少奇在当时比较强调发扬革命精神，号召广大职工帮助国家一起来解决这样的困难。有一次，他在讲这个问题时，便引用了贺知章的这首《回乡偶书》，他认为，这首诗说明了唐朝像贺知章这样的人物进京做官都不带眷属，自古以来就是那样的，我们把家属都接进城里来不容易马上办到。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将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根据贺诗断定古代官吏在外居官不带眷属的论据不大充分，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翻阅了一些有关贺知章的笔记小说和诗话，特别是比较权威的《全唐诗话》和《唐书·文苑·贺知章传》，都没有关于贺知章不带眷属的记载。于是1958年2月10日特地给刘少奇写了上面这封信，层层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与贺的关系问题，历代注家之间有分歧。刘少奇把“儿童”断为贺的儿女，这在过去的唐诗选注本中是占主流的说法。关于把此诗解释为贺知章为官未带眷属，则是刘少奇的见解，这是一种“唐诗别解”，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但这种解释是牵强了一点。毛泽东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他的两点考证倒是很有说服力的：（1）“儿童相见不相识”中的“儿童”不是贺自己的儿女；（2）贺知章身边不会没有眷属。首先，以贺知章“老大回”——老年辞官返归故里的年龄为大前提，以他儿子的官职为佐证，推断了“儿童”不是贺自己的儿女。一种可能性是他的孙辈或第四代，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