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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爱读《古文辞类纂》，但更喜欢《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氏《杂钞》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读《古文辞尖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所作的评论，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对“国学”要旨的认识：“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二者不可偏废。道借文传，文须载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容与形式要统一。
建国后，《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作品之一。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中，也有这部书。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王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嫌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木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一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王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20。贯通大本大源（读朱熹《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大本不立，小规不正，刮落枝叶，栽培根本。
——摘自朱熹《朱子语类》
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策，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摘自朱熹《四书集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筹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资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官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备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享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乎？
只将全幅工夫，向犬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圣人，既得大本着【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误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摘自毛泽东1017年8月23日致黎镐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8587页）
［解析］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婪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皆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颢、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其学说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其《朱子语类》，是讲学语录，由后人编辑而成，几140卷。《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7卷，儒家“四书”之名从此定。注释中颇多发挥理学家的论点。
朱熹曾在湖南讲学，他的思想对湖南思想家影响深远。加之曾国藩的提倡推崇，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朱熹哲学被湖南思想界视为“正宗”，学校作为必开课程。当时正处在“修学储能”的青年学生毛泽东，也受到相当影响。他对朱熹青年时代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赞扬推崇。他最崇敬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采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作教本，但又自称“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朱张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达化斋日记》。第19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论语类钞》凡38条，就是场昌济自编的教材，其中引据朱子解释《论语》的语录达22条之多。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在老师的诱导下，他认真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录》、《小学》、《四书集注》等书，对来嘉哲学相当钦服。
在1913年记的《讲堂录》里，毛泽东便赞同“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说法。他对程、朱的心性之学评价很高，认为：孔、孟、朱、陆、王阳明等大儒是”传教之人”。其中还记有“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该句便出自朱熹《朱子文集》卷六《答王于合》一信中的“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便更无语可也。”
在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谈到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时，使信手引用了《朱子语类》卷八中“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者嫌溪曲’者也”的句意。
在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更多次言及朱嘉，其中说到体育运动要有恒心，必专注时，便说：“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著吃饭，穿衣则想著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他对朱熹哲学伦理学的守旧内容，越来越不能容忍，但是对朱熹哲学唯心主义体系的庞大精巧，朱熹说明问题的方法，仍表示相当欣赏。他与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游览朱熹在长沙活动的遗址时，曾发出过“赫曦联优在，千载德优馨”（罗章龙《亢斋汗诗话》，《湘江文艺》1980年第2期）的慨叹，表达了他对朱熹思想体系的钦佩。在青年毛泽东一系列读书笔书、书信、论文当中，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以探求作为“宇宙真理”的“本源”为核心的早期哲学观念，其中便明显受到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据江澍白《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分析，这方面的影响，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真理观。在未嘉哲学体系中，“理”，“太极”、“遁”或“一本”这几个范畴，指的是世界本源，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它们是超时空的东西，人们得子天而具子心。抓住了它，心扫于本，万事万物就有了头绪，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它的具体表观和运用，杨昌济在讲课中具体解释了朱嘉的这个观点，他把“一木”称之为“大原则”。他说，“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他强调要洞晓“大原则”，并提出要矫正近世汉学家讳言“大本大源”和指宋儒谈性道为空虚的“曲解”（《杨昌济文集》第8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青年毛泽东接受了朱嘉“理”木休论和杨昌济“贯通大原”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他在1917车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