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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受，深切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缝缕缠绵的柔情蜜意，透射出毛泽东并不常露的“重感慨”这一方面的内心底色。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初，毛泽东还写过一首《虞美人》，也是写给杨开慧的：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显然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分明的婉约派。1957年，早年从杨开慧处得知该词的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想请他写出来，被毛泽东婉拒。但是，1961年，毛泽东又将该词书写给卫士张仙明，并叮嘱：“这个由你保存。”
42。君王听言用人之难（读欧阳修《为君难论》）
［原文］
呜乎！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矣。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谏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
——摘自欧阳修《为君难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欧阳修《为君唯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97页）
［解析］
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着力论述了君王在面临臣下进言时的诸多两难选择。从主观上说，对臣下的进言，有的愿意听，有的不愿意听，该听的不一定中听，中听的不一定该听。最难的还是，听或不听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欧阳修在文中学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战国后期的秦赵长平之战。本来赵将廉颇守长平三年，赵王改用喜好纸上谈乓的赵括为将，结果赵括盲目出击招至大败，赵乓降秦者四十万，被坑子长平。这对赵王来说，是“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再一个例子是秦始皇打算伐荆，问年轻将领李信带多少兵去合适，李信回答带二十万足矣，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又问老将王翦应带多少兵去，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听后不满意地说：“将军老矣，何其怯也。”结果李信领兵二十万前往，大败而归。改由王翦领兵六十万前往、就胜利了。对秦始皇来说，王翦之言是“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说到这里，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赵王和秦始皇之失，不光是不善选择臣下进言，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不注重有经验的老成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秦国的白起、王翦和赵国的廉颇、李牧这些用兵老道的将领，也是从“新进”之辈成长起来的，再说，即使是“新进”的人物，如三国时代孙权手下的周瑜，刘备手下的诸葛亮，曹操手下的郭嘉、贾诩，都是公认的智谋非常之士。因此，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乐用新进”，而在于用“什么新进”。
关于听言用人，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还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成事；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败事。前者的例子如齐桓公专任管仲，蜀先主刘备专任诸葛亮，都搞得很好，因为“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没有什么人反对。后者的例子，欧阳修举了两个。一个是南北朝时期曾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君主苻坚，打算征伐东晋。许多老臣、亲属都反对，他听不进。只有一个将领慕容垂劝他不必听朝臣们的意见，苻坚大喜：“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大举九斗多万兵马南侵，结果被谢玄率领八万东晋军队打得大败，这就是有名的淝水之战，再一个例子是，五代后唐未帝担心河东节度使石敬塘镇守太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打算把他迁到郸州。但举朝之士都以为不可，唯独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对未帝说：此事不必向群臣征求意见。未帝听后说：“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结果调任石敬瑭的诏令下达的第六天，石敬瑭就发出了反叛的文告。
毛泽东读到这两个例子，在批语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符坚之败，不在于他是不是听信一人之言是否南伐东晋，主要是“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上，未必不可为。”至于后唐亡在未帝手上，不只是因为听信了某人的话，或因为有人反叛，“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43。傀儡皇帝、权臣与朋党（读欧阳修《朋党论》）
［原文］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中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入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摘自欧阳修《朋党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汉献帝以前。
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欧阳修《朋党论》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3页）
［解析］
欧阳修的《朋党论》，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政治上大力赞助范仲淹等人推进庆历新政，晚年则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曾和宋祁同修《新唐书》，文学上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有不少散文名篇传世。其《朋党论》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宋仁宗时，范种淹是朝廷上有革新要求的开明派领袖，常议论时政得失，抨击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执政过失，于是被加以“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罪名。欧阳修即写《朋党论》予以反击。文章的中心是劝“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文中举了汉献帝“禁绝善人为朋”，唐昭宗“诛戮清流之朋”，而终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毛泽东认为，禁绝朋党在汉献帝以前就有了，指出了欧阳修在引用事实上的不严谨之处。的确。东汉未年有名的“党锢之祸”，起子汉桓帝之时。当时宦官集团专权，李膺、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结果反受诬告，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被捕。唐朝晚期，曾出现长达四十年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到唐昭宗天佑二年，权臣朱全忠在白马驿杀死三十多名朝士和贬官，又把尸首抛入黄河。看来，欧阳修是随手拈来这两个例子，告诫“为人君者”应善待君子朋党，而忽略了毛泽东指出的，这些都是“权臣”所为，并非“傀儡皇帝之罪”。
44。书生空话（读苏洵《谏论》）
［原文］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谏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彼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干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
——摘自苏询《谏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空话连篇。
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剑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毛泽东读姚鼎《古文辞类纂》“论辨类”苏询《谏沦》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101—102页）
［解析］
苏沟的《谏论》，主要论述臣下谏君之道。上面所引的第一段，即开篇之论，读来有些拗口，意思是一定会使君王采纳自己意见的才是能沫之臣，一定会使臣下进谏的君王才是能纳谏之君。语意似乎比较生涩，道理有点空，又有点硬。故毛泽东认为是“空话连篇”。接下来，苏洵着重论述君王怎样使臣下“必谏”。他说，君王有天神之尊威，如果没有赏赐和刑罚的规定，一般臣下犯不着如同抗天、触神那样去向君王进谏的。只有那些不悦赏、不畏罪，性本忠义的“勇者”才敢“必谏”，可是这样的人不可常得。于是先王们“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苏沟举了三个人面临渊谷如何让他们跳过去的例子，这就是上面引用的第二段话，因为“君之难犯，优渊谷之难越也”。毛泽东对他举的这个例子不以为然。往实处说，再有赏刑相加相逼，能否跳过渊谷，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客观上看渊谷有多宽，主观上看跳者水性如何。没有这些条件规定，便是“书生欺人之谈”。或许，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不单是指这个实例，隐含臣“必谏”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