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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第二折，前面所引崔母斥责红娘反被红娘教训的一段，便出自这一折。京剧里有一出戏叫“拷红”，老夫人打红娘的板子，说的也是这段情节，在这里，《西厢记》成了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政策思想和开展政治工作的工具。
1962年8月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举《西厢记》为例来说明“冲突”在戏剧艺术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西厢记》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势力，是对立面，有了老夫人，才有戏，不然光有莺莺、红娘、张生三个人打成一片，没有对立面还有什么戏呀！”
1975年，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获为毛泽东读了一段时间的书。一次，读江淹的《恨赋》，为了解释其中的“溢”字，毛泽东就将《西厢记》中的原文背了一大段（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据查，江淹《恨赋》中只有一个“溢”字，那段原文是：“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毛泽东背《西厢记》中的原文，当是有“溢”字的又非常精采的一段，那就是第四本中第三折《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一段，其中有这样几句词：“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在《西厢记》的人物中，毛泽东最喜欢惠明和红娘，都是底层的小人物，一个是寺庙的杂役僧，一个是小姐的丫鬟。他们在剧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便是见义勇为。惠明为解他人燃眉之急，自告奋勇杀出重围去送信；红娘则以自己的智慧善辩，战胜了高高在上的老夫人，帮助了张生和崔莺莺这对有情人。毛泽东在1958年党的会议上分别谈起《西厢记》里的这两个人物，与他当时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背景，和年轻人胜过老年人，小人物胜过大人物，贫贱低微的人最有创造力的主张，是有关系的。1961年他又把其中的第四本第二折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更是别有一番深意。
49。把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按：根据《水浒传》所述林冲上梁山经过改编的京剧《逼上梁山》）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六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合，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圃，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毛译东1944年1月9日致扬绍萱、齐燕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
＇解析＇
在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对《水浒传》等旧小说的认识深化了。1925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合作推进的大革命洪流中，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面，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和“关键”，希望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改变现实的社食秩序，进而改变他小时候深切感受到的“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的不平等的文化处境。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及《水浒传》这样的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便成为毛泽东传播自己观点的材料。
毛泽东不是一般地看待农民问题，他是用唯物史观来剖析的。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为了说明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反复斗争及其失败，是中国社会演变和滞止的原因，他作了大段论述，秦朝未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是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秦，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夫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憾，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早表述。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水浒传》描写的内容也说明这一情况，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就举例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中国皇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出来组织造反。
与此相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特征反映在文化上，也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所以，在1926年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告诉学生：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水浒》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在衣讲所的讲课中还举了《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的描写，他说：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量也没有。可古代小说的描写却不是这样，完全不反映民众的力量。其实，《水浒传》也是这种情况，里面108位头领中，除那位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以及打猎为生的解珍、解宝兄弟外，没有一个是靠种田为生的穷苦人家。毛泽东的这个看法，显然是他早年感受的延续和发展。不同的是，他不只是感到“不平”，他用阶级论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1927年大革命的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看到了改变这种被颠倒了的文化现象的希望，并为一切新的文化现象叫好。在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衣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1944年1月看了《逼上梁山》以后，连夜写信祝贺，认为是在《水讲传》这部小说题村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还说，“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
事实上，《逼上梁山》也并非以劳动人民为主角，它的创新，主要是着重地、合理地处理了林冲思想的转化过程，正确表现了群众和英雄的关系。在当时突出的现实意义，是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一个基本道理，即周恩来后来在1956年5月17日的一次谈话中所总结的：“革命是逼出来的，从统治阶级营垒中背叛出来的人更是逼出来的”。毛泽东特别赞赏该剧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着眼点不是坐实于林冲这一形象的阶级属性，而在于他从忍受走向反抗的过程所体现的普遍意义，在于编导者在挖掘《水浒传》题材含义时表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观念。编导者之一刘芝明在《解放日报》1945年2月26日、27日上发表的《从的出版谈到平剧改造问题》文章中谈及该剧的创作经过时说：“中心的问题，则是这个剧的主题，主要的不应该是林冲的遭遇，个人英雄的慷慨和悲歌，君临于群众之上；而是在林冲遭遇的背后，写出广大群众的斗争和反抗，一个轰轰烈烈的创造历史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林冲被推动走向革命，而且林冲只有与群众结合才有出路。因此就必须明确地、对比地写出统治与被统治的两方面的阶级斗争，群众怎样团结了自己，怎样争取了朋友，并联合起来战胜了敌人。”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编导者在《水浒传》本来的情节基础上，增加和充实了一些内容，如“借粮”、“草料场”、“动乱”等戏，从而“把农民表现得有力些”。在“结盟”一场中让李小二提出奔梁山，来启发林冲，在火烧草料场时，又写群众与林冲并肩作战，至仁至义地保卫了他，于是林冲感激他说：“想俺林冲，到处被好贼陷害，又到处遇父老兄弟搭救，今后咱只有与群众同心协力推翻无道昏君，杀尽奸邪，打开生路。”这就从旧题材中引中出新的主题：人民与革命的必然联系。
总之，让劳动人民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