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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知道并阅读鲁迅的作品，无疑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重要的白话小说和一些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北京大学任职。后来毛泽东曾遗憾地说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毛泽东是很敬慕鲁迅的。
1932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来到瑞金。同毛泽东谈鲁迅是他们见面交谈的话题之一。有几次，毛泽东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当时，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这当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评说，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后，他肯定了其中的合理的成分，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鲁迅生前，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发去一封电报，祝贺红军的胜利，说是“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在逝世前夕，还托人从上海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带去两束火腿肉，并附有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22日发布《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高度评价道：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故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故，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一生的第一次正式而崇高的评价。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还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等。同时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等。
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周年祭日那天，毛泽东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做了《论鲁迅》的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毛泽东说：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女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接着，毛泽东又具体阐述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引者注），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第二，“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信——引者注）。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第三，“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引者注）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毛泽东演讲时没有稿子，一位听讲人整理了自己的记录，在国民党统治区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1938年3月第10期上，以《论鲁迅》为题发表，注明“毛泽东演讲，大汉笔录”。1938年11月钱杏邨主编的《文献》杂志予以转载。1950年7月选入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上述各书刊，均不属中共中央的报刊，按照党的文献编辑规则，不能算正式公布。另外，记录者“大汉”是何许人，多年来也未弄清。
1981年，中央党校唐天然同志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论鲁迅》的笔录者汪大漠同志。原来，“大汉”为“大漠”之误。繁体字“汉”与“漠”字形相近，《七月》杂志目录上印的是“漠”，但正文却印成了“汉”。198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唐天然的文章《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介绍了有关情况。1937年7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21岁的汪大漠从成都投奔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的学员。入学不久，正值鲁迅周年祭日，成仿吾校长请了毛泽东来校演讲。汪大漠因为眼睛近视，便坐到了会场第一排长凳上。他回忆说：“我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就把毛主席的讲话笔录下来了。”1938年2月汪大漠被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来又辗转到新四军，去了敌后。在等待分配的短暂时间里，汪大漠将毛泽东演讲记录和别的一些访问笔记进行了整理，一并交给了《新华日报》社吴敏同志。其他访问记录很快发表了，唯独这篇演讲记录被退回。吴敏告诉他：“因为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未经本人审阅，不便刊登。”汪大漠说：“我随即寄给了胡风主编的《七月》，还附了短信。很快，稿子就发表了，而且放在第一篇的显著位置。”汪大漠不无感慨地说：”他不刊登，这篇文献也就湮没了。”关于记录稿本身，汪大漠说：“记录稿可能有遗漏，但绝无随便增加的。”他又说：“在延安可惜没有及时整理，后来到武汉整理出来了，也无法送给毛主席审阅了。不过，发表以后，在武汉的中央首长总会看到的，好像并没有提出问题。”
这篇精彩的《论鲁迅》，就是这样保存和留传下来的，从而成为毛泽东唯一一篇专门论述鲁迅的文稿。
《七月》杂志在发表这篇讲演时，汪大漠在该文前有一“小引”，说“这是鲁迅周年祭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当时由我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一直搁到现在，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在刊物上发表过。毛先生对鲁迅是颇有研究的人，他读过鲁迅不少的著作。这篇演讲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作家论，而且，对于每个正在艰苦斗争着的民族解放战士，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因此，在现在发表也许并不过时。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如果有遗漏或出入的地方，当然由记录者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汪大漠在该文小引中说：毛泽东“对鲁迅是有研究的人，他读过不少鲁迅的著作”。1938年之前，毛泽东没有条件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但长征后一到延安，他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和选本。他从设在延安的陕西第四中学只有两间房的图书馆里发现有鲁迅的书，立即高兴地借走了几木；几天后，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几本；第三次，秘书又把鲁迅的几部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后来看完后归还给图书馆。
毛泽东对鲁迅确实颇有研究。我们可以从《论鲁迅》的演说本身得到印证。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发表的，毛泽东就已经读过。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引用了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