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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初，红旗杂志社铅印了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样本，红色封面。编选者将样本呈送给了中央一些有关领导人，并附上一封打印的信：“逆上‘红旗歌谣’样本，请详加审阅。本书共选了375首，拟再精简到300首或350首，请你看看或组织一些人看看有哪些首可以删掉，有哪些好的应当补入，对编辑体例、编排、封面装帧（封面题字拟更换，书内并加插图）有何意见，均请示知。你手头有什么特别好的你认为可以补入的民歌，亦望抄录给我们，至迟于11月底以前寄下。”（笔者收集到这个样本，内中正好夹着这封打印的信，抬头是给陈伯达的。）毛泽东是否看过或谈论过这个样本不得而知，但按常理，编选者不会不送给他。1959年正式出版的《红旗歌谣》，毛泽东是读过的，并对周扬谈了个人的意见，故周扬后来说，《红旗歌谣》在当时确实是毛主席倡导和关注新民歌的产物。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自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于是，农民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是呼天枪地的杨白劳了，而是足智多谋的“鲁班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以及治水的圣人“大禹王”。他们否定了曾经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海龙王”，而自豪他说：“我就是玉皇”，“治水龙王社员当”。他们深信自己能够使“万水千山听调动”，使自己家乡的粮食增产的水平迅速地“跨黄河、过长江”。总之，人们摔掉了压在他们头脑中的一切旧东西，抬起头来蔑视一切因袭势力，不再迷信鬼和神，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再盲目地在自然力面前屈居奴隶的地位，而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向自然界发号施令了。这种精神，这种自信，这种思想解放的境象，不正是毛泽东倡导并十分乐于看到的吗？
“大跃进”初期的民歌，主要是表现人们在生产斗争中神话般的力量气概。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民歌的主题又转向对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的神话般的颂扬。于是，天上的神仙们也耐不住人世间美好社会的诱惑，主动要下凡参加人民公社了：“神仙来到大公社，个个申请当社员。牛郎耕地自带牛，织女纺花会种棉。王母娘娘爱儿女，参加公社幼儿园。玉皇没有啥技术，食堂来当炊事员。九天仙女下了界，手打腰鼓作宣传。”
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想象是浪漫的，内容则多为空泛、浮夸的口号。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就其艺术形式而言，收入《红旗歌谣》，被编选者在序言里称为“形象鲜明，气韵生动，音调和谐，形式妥帖成为不朽的典型”的作品，毛泽东看后也认为“水分太多”，并对编选者周扬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还是旧的民歌好”。为什么？旧民歌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才涌现大量佳作的，并已将许多味同嚼蜡的作品淘汰掉了，而“大跃进”民歌，由于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创作，自然是泥沙俱下，诗意无多，有的甚至连韵句都不齐，沦为标语口号。收入《红旗歌谣》的便有这样的作品：“衣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像四十颗太阳当头照。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处处地方它都照到，没闭住的嘴巴笑出了声，咱社员们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民歌运动开展一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对其弊端作了分析，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是他对大跃进民歌粗制滥造的根源的看法。放诗歌卫星，随即取消了。
110。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读郭小川《致青年公民》等新诗）
［原文］
困难
这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
它
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
卖弄它的威力，
而只要听见刚健的脚步声
就像老鼠似地
悄悄向后缩去，
它从来不能战胜
人们的英雄的意志。
那么，同志们！
让我们
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
向困难进军！
不仅用言词
而且用行动
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
在我们的祖国中
困难减一分
幸福就要长几寸，
困难的背后
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
正向我们飞奔。
——摘自郭小川《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组诗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
——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译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解析］
在诗歌欣赏上，毛泽东喜欢旧体诗而不喜欢新诗。对此，他直言不讳，多次说过。他说他不看新诗，是表明他不喜欢和认为新诗成功的太少的意思，并非说他真的一点不读新诗，否则，他就不会觉得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了。对新诗，他也都是从诗歌形式上说的。或许，正是由于对新诗的形式很不习惯，毛泽东很少读新诗。但他对新诗的内容及其在社会上的实际效应的评价，却是很谨慎的。
诗人郭小川（1919—1976）1959年发表了《望星空》，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12级干部以上的干部会，批判郭小川在这首诗以及此前发表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中宣扬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也相继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当时，毛泽东从香港的《真报》上看到“号召”郭小川到香港去“避难”的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便让人找来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作品看了。
《将军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是郭小川的代表性作品。《将军三部曲》长达三千几百行，作者以抒情的笔调，塑造了艰苦战争年代我军一个高级指挥员“将军”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那样的血肉丰满；内心世界是那样的高远而壮美；“将军”和部下的关系是那样的深厚和亲密。诗人曾说：“我将通过它写出我的全部哲学”。《将军三部曲》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创，是当时文坛上叙事诗创作的重要收获。《致青年公民》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称作《致青年公民》组诗，是有作者的用意的：“诗的读者当然主要是青年，而我的写作，更没有一篇不是针对青年读者的。”（《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在这些产生于郭小川创作于50年代中期的作品中，诗人确实像演说家、鼓动家一样，以急雨鼓点般的旋律，纯熟地驾驭着炽热的、战斗性很强的词汇，来催动青年们前进，成为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蓬蓬勃勃的建设热情的写照。这些诗的鲜明特点，是把今天与明天、理想与现实、困难与斗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映现出诗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态度，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成为时代的喉舌，成为青年的知己和良师益友。这些篇章还常常是议论入诗，于感情汹涌中常见真理的闪光，这也可以看出诗人对如何写作政治抒情诗的探求。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很多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有人在朗诵他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等诗，听众为这些潮水一样汹涌的诗句所深深打动。
对这些作品，毛泽东读后曾对人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看来，他是承认和肯定这类新诗的社会效果的。
谈到郭小川的《望星空》，毛泽东认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
111。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读何其芳主编《不怕鬼的故事》）
［原文］
（耿）生乃自往，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的的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
——“耿去病”，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青凤》，该篇收入《不怕鬼的故事》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千五百文。”
——“宋定伯捉鬼”，摘自晋人作《列异传》，该篇收入《不怕鬼的故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