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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足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7月6日
——毛泽东1964年7月6日为编印《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写的按语（见穆欣《办十年自述》第2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六十年代中期，学术界曾就时代精神问题展开不小的讨论。起因是周谷城发表在1962年第12期《新建设》上的文章《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周谷城阐述了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其基本观点是：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阶级社会里，则由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等各个不同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统一整体，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它通过不同阶级乃至个人反映出来，进入文艺创作，由此形成创作的独创性和文艺作品的具体性、特殊性。周谷城的观点，被概括为“时代精神汇合论”。
许多人不同意周谷城的观点，文艺理论界、美学界、哲学界广泛展开了讨论，当时，王子野、朱光潜、汝信、刘纲纪等都写了文章，一般说来，这些人的讨论，多从学术角度立论。有的文章指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理论，它忽视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有主导与从属、进步与反动的区别，没有阐明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斗争及其在斗争中发展变化的趋势。1963年9月24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略论时代精神》一文，说时代精神汇合论是“脱离阶级分析的历史唯心论”，是宣扬“阶级调和论”，说客观上适合于保卫腐朽的旧事物不被灭亡。姚文元认为，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是历史变革中代表时代前进的新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理想在文艺作品中的集中表现，是一定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在文艺作品中的（直接的或间接的）集中反映，是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斗争的精神面貌和它的历史过程在艺术作品中的强烈反映。”1963年11月7日，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对姚文元的观点进行反驳。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重申他的观点，即我们在前面引用的那几句话。
不久，金为民、李云初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寄来《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开始就注意到这场讨论的毛泽东就看到了。据当时《光明日报》主编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里说，7月5日夜里，他（毛泽东——引者注）看过姚文元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尚未见报的金为民、李云初所写《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一文的排样，就让中共中央宣传部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并在翌日凌晨写了按语作为小册子的序言，这个按语，就是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据穆欣回忆，他当天（7月6日）得知此事，并读到这篇按语。为避免《光明日报》报纸发表金为民、李云初文章迟于小册子出版的时间，使得读者难以理解，便向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建议并得到同意：将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即将姚文元和金、李的文章辑印成书，书名定为《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同时将毛泽东所写序言的日期改为7月7日。（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16页）
我们知道，六十年代中期，正是意识形态日益“左”倾的时候，反映在一些理论研究上，便是机械论的观点开始盛行。周谷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讨论，甚至批评，势所必然。在当时氛围中，他的文章被人明显批评的地方是，没有阐明“汇合”在一起的各种思想意识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突出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意识作为时代精神的意义和作用。为此，姚文元说它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姚的观点倒是明朗，从阶级角度、从进步与落后角度一分为二，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其中代表革命的进步的思想意识方面。他当时的文章，明显的被人抓住的地方，即周谷城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中说的，“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其实这只能算是抽象概括的说法，还有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如果“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金、李的文章也说，姚文元“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际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譬如，姚文元说，我国当代的时代精神是“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精神”，金、李认为，这虽然对，但没有注意到不同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具体历史内容，如果按姚的观点，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就没有差别了。毛泽东在所写的编者序言中，对双方的观点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在他看来，这无疑是有关文艺理论的大问题，所以建议编印成册。他让读者自己考虑谁的观点正确些，也无疑是从不干预学术争鸣角度考虑的，但从他当时的思想基调看，姚文元的观点或许更接近他的想法。
顺便说一句，在1966年初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周谷城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定为“文艺黑线”的“黑八论”之一。
115。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读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原文］
近年来，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理论，这就是形象思维论。这个理论很有势力：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倡导着它，大学的文学课程在讲述着它，文艺工作者在谈论着它；一句话，这是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普遍流行的、用以说明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宣称：党不应该“干涉”文艺创作，因为党委是运用逻辑思维的，而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被一些同志奉为金科玉律的形象思维论为什么会成为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文艺创作的特质果真在于“形象思维”吗？这个被某些人祭在空中，借以唬人的“法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经过研究，才知道：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论，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们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创作，相反，正是它，迷误了许多作家。
——摘自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东北郑季翘反对形象思维说。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
郑季翘同志的驳形象思维论的文章，不大好懂，没看完。最后一部分，要把历史搞清楚：别林斯基来源于谁？斯大林时期究竟怎样？是不是那位女作家开的头？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
［解析］
郑季翘（1912—1984），山西五台人。1932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曾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其《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写于1963年2月，1964年10月、1966年1月两次修订后，发表于《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全文24000余字。各节标题依次为：“一、引言”。基本上就是前面引述的内容。“二、形象思维论的基本观点”。分别引述了以群、蒋孔阳、李泽厚、霍松林、陈涌、周勃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作为该文的批评目标。“三、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的所谓形象思维是根本不存在的”。“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说明文艺创作不容代替的科学理论”。“五、从形象思维论的演变看它到底为什么人服务”。“六、结论”。
形象思维，是文艺理论史上一个基本的命题。又称艺术思维。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内容，文艺理论史上并不统一，关于它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也有争论。我国50年代末就出现过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但都是学术性的。郑季翘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维，把它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来批判，说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学术问题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明显体现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气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维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也是不符合主张形象思维的观点的实际的。
我们知道，深谱诗歌创作规律的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