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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ぷ骷从伤涸穑笆槟克驯唷笨赡苤傅木褪撬鸭嘤〉穆畚钠俊Ｋ裕�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毛泽东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说逻辑学论文篇目的“搜编也是用了功的”，大概指其搜集的篇目数量上齐全，编排上既照顾到了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又照顾到专题性。在此之前，《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过一本《逻辑问题讨论集》，于1959年4月出版发行。但这个集子“并不是把所有的逻辑文章都选入”，甚至有些争论中的文章“也未收入”。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学研究的全貌、争论的背景，只读这个“讨论集”是不够的，因而需要另编一套“论文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1953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150篇，分为六集。其中第三、第四集是两个专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1959年8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担负起了挑选“专著”的任务。他们编的一套《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共11本。分别是《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原著，严复译述）、《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著，王国维译）、《论理学纲要》（十时弥著，田吴炤译）、《逻辑史选译》（齐亨等著，王宪钧等译）。这日本专著都是从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逻辑书中挑选出来的，它们都是较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影响较大的。在收入“丛刊”之前，毛泽东至少读过3本：《穆勒名学》、《逻辑和逻辑学》、《逻辑指要》。后来，毛泽东一直把这套重刊的逻辑书保存在身边。
毛泽东不满足于看逻辑学论文，他还希望系统地看全部“专著”；他不满足于只了解“近几年”的讨论情况和各种见解，还希望了解中国“近数十年”的研究概况、认识的历史发展；他不仅对西方的逻辑感兴趣，也想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有更多的了解。1958年他就和周谷城说到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最好把古今所有的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还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按语。（周谷城《回忆毛泽东的教导》，《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1页）为“写几句话”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入了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给周谷城的一封信。信中说：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周谷城在逻辑学方面的“大著”是论文集。一本是以周谷城的逻辑学论文为主休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它以周谷城1956年那篇文章为开卷篇，一批一驳，依次展开，共20篇论文，其中周谷城的占10篇。另一本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收的全是周谷城个人的逻辑论文。“大著”指的是哪一本并不重要，“作序”一事多少有点误会。从周谷城方面说，既然毛泽东说要印逻辑丛书，这本论文集是否在列，他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又说过在前面写几句话，周谷城以为毛泽东愿意写几句话。从毛泽东方面说，要他“作序的事”如果是就某本具体的“大著”而言，他不愿作序。显然是为了维护逻辑界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维护逻辑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
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便于及时了解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最新成果。但对于系统地研究来说，查借不方便，随手翻阅也很麻烦。毛泽东组织人汇集专题文献，为逻辑学研究做了一项基础工作。
毛泽东到了晚年，读逻辑书的兴趣仍旧很浓。他让有关方面把有的逻辑学著作印成大字本来读。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一本《近代逻辑史》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此书印成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近代逻辑史》是苏联巴·谢·波波夫所著，1964年12月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中译本。它正好满足了毛泽东希望了解西方逻辑学史的愿望。顺便说一句，《逻辑丛刊》重印了解放前出版的较为有影响的逻辑学专著，至于解放后出版的各种逻辑学书，毛泽东几乎搜集全了。
21。各阶级间没有充足理由律（读朱波《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65年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光明日报》今天有篇文章，谈逻辑的，他指的是朱波的《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该文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是动脑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于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到今天也并非都弄清楚了。问题就出在这“规律”二字上面。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等，是对思维活动及其表达形式的规范、戒律，并不是思维本身具有的内在必然规律。若思维自然而然便如此，学逻辑知识就成了多此一举。事实上恰好相反，人们的思维只有经过训练才能达到逻辑上的自觉。在日常思维活动中，违反逻辑的现象屡见不鲜，怎么能说是“规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和道德一样，是一门规范的科学；它是人类自觉、文明的象征，是思维对思维本身的规范，因而是人类思维本身反思的产物。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毛泽东注意到朱波这篇文章，还同陈伯达议论过。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上刊登了《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署名邵友勋，其实还是朱波所写。该文提出，充足理由律能否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规律，要看对它如何理解：要求推理前提真实可靠这样意义上的充足理由是不存在的，要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具有连贯性、论证性（前提与结论之间有逻辑联系、前提是推出结论的理由）这样意义上的充足律是有的，它属于形式逻辑的一个要求，也与形式逻辑一样，没有阶级性。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那次谈话中，陈伯达提到当时在《红旗》杂志哲学组工作的朱波，说，“主席注意的，《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关于逻辑的文章，是朱波写的；朱波最近又写了一篇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
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毛泽东这里说的“理由”，即推理的前提、论证的论据。人们常说的充足理由律是相对于推论和证明而言的，它包括两方面的要求：（1）理由（即前提、论据）的内容真实；（2）理由能必然地推导出结论，换句话说，推论的形式正确。一个推论或论证的真实正确要靠这两条共同做保证。由于形式逻辑是撇开内容，仅从形式方面来研究推理论证的，而真实与否是认识的内容问题，涉及到作为前提的命题的思想内容，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否认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把“充足理由律”仅限制在形式方面，仅理解为结论必须在形式上逻辑地包含于前提之中，能否继续保留在形式逻辑之中呢？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毛泽东那段话是否有认识论上的含意，即他是否也否认理由在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上有一致的标准呢？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是持否定观点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再详细分析。这里只从原则上指出，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毛泽东否认的是价值判断中存在各个阶级共同的充足理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各阶级的大前提是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是“匪徒”。他们说：“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以蒋介石是匪徒。”可见，结论实际上是包含在大前提里面的。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大前提”，就属于价值判断范畴的。所以他认为各阶级间不存在充足理由律。当然，如果误以为对于事实判断各阶级也有权自立标准，各行其是，那么在理论上势必导致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22。很想多懂点机械运动的矛盾规律
（读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党分总支《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
＇原文＇
我们说积木式机床是人们认识到机床的内部矛盾的规律，进一步发挥和应用了客观规律的结果。它是科学的，而且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机床发展方向。
我们还认为，从积木式机床中所发现的机床发展规律，对今后的实践有着重大意义。
根据对切制过程基本矛盾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研究积木式机床通用的积木块和特殊的积木块问题，为大量生产机床创造有利条件。
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