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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强调“抵抗”在人格道德锤炼上的作用，就势必承认作为有价值的道德行为的反面的一些东西，如害恶，在伦理学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泡尔生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恶之不可免也如是，然则恶亦为正轨乎，其亦与善有相等之价值乎？余以为不然。恶之为恶，非自有存立之价值若权利。特对待于善而存立，以为实现诸善之作用云耳。善之与恶，犹明之与暗，画工不设阴影，则无以发光彩，然其本意，固在光彩而不在阴影也，犹古人所言烘云托月也。”在这里，泡尔生还只是把恶视为善的衬托物看待的。毛泽东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恶在人格道德锤炼中的作用，于是批注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不仅无价值，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候言，就比例子他物而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就是说，恶是“次等”的善，虽不具有与善相同的价值，但不能说它“无价值”。其价值何在？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说：害恶“所以不可少，皆因能佐吾人之抵抗奋斗也”。
基于以上认识，作为毛泽东当时的理想人格的“圣人”，自然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
34。大同说乃谬误之理想（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不惟此也，历史界生活之内容，亦且因之而消失。盖历史生活之形式，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邻国无侵略之谋，则何事军备，国民无不轨之行，则焉用法令。军备法令，国家之所以与外交内政之阻力相竞争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内而人民，外而国际，无不以正直平和、慈祥、乐易之道相接，则战争，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进取之气象，悉为之消失，而圆满之国家，亦不可见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恶相竞之形式，使诸恶不作，人类悉为神圣，则宗教亦随之而灭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卫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4—187页）
［解析］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有不少描述大同理想的言论。像上面这段批语明确提出大同说是“谬误之理想”的主张，是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批语批评大同理想，主要是从人生好奇变、善恶抵抗相斗的角度立论，从而推及历史发展总是一治一乱，相循无始终的。这主要反映毛泽东看待历史时喜欢“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个性。
35。为善为恶，不图后世虚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方披拉图斯（Pilatus）之罪耶稣也，曰汝不见罪汝赦汝者在汝目前乎！期意气之壮如此，当是时，彼之目中，固仅有一僭称犹太王之一狂人，其死生存亡，与罗马帝国曾何关影响。然自今观之，则不特主客易位，而披拉图斯与其他俗憎凡吏之事迹，悉皆湮灭，其所流传后世者，仅此碟死狂人之事迹。盖德人叙耶稣惨死者，不能不及披拉图斯之名，故那稣遗馨千载，则彼亦随之而遗臭。其所以千载不朽者，非其荣誉，特使后人知当时裁判教案之人，不足为定谳云尔。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意不应以此立说。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化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旱期文搞》第2版，第188—189页）
［解析］
上面所引述的原文中说的披拉图斯，今译彼拉多，一译比拉多，全名是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撒马利亚、以土米亚总督（26—36年在任）。据《新约全书》载，他曾对被捕的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么？”后以僭称“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将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泡尔生借此典故说明，人们今天为善为恶，总在要在历史长河中或流苦千古，或遗臭万年。即使你今天是理直气壮借做善事为名而为害善人，像披拉图斯那样，终究会让历史证明你不是善人而是恶人。
毛泽东不同意这样的论述。他在批语中强调，后人如何评说你是善还是恶，不能成为今天的道德行为选择的准则，而应该以今天的所做所为是善还是恶为准则。所以，当泡尔生在另一处谈到：“仁人义士之生涯，虽极至艰难辛楚，无地自容，而功德既立，千载不朽。其同时庸恶之流，虽穷极豪侈，而没世则名不彰焉。此历史之所以垂训者也。观那稣之事，其理最明。盖历史之迹，足以动吾人高尚之心坚定之志者，诚未有如耶稣被磔之甚者焉。”毛泽东批注说：“此却有一疑问：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彼恶人得受恶名又有何不好？”
毛泽东强调行善除恶不必顾及历史评说，是因为他把道德行为视为只与自己相关，与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关的事来看待的。他在另一处批语中明确说：“吾人所以欲除去害恶，以其为具足生活之敌也。故吾人为遂行具足生活而除去害恶也。”也就是说，人们行善除恶，绝不是为了做善事而去做善事，为了除恶事而去除恶事，不是为了某种善名或恶名，因此，后人怎样评说，与人们今天的道德行为并没有实际关系，自然无须顾及。如果只是为了留美名于后世才去行善除恶，那实在是“虚妄”之举。
36。从生到死，为别开生面之壮境（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四）论生死。夫人之所视为大害者，曰死，无论其为一人，为国民，为全世界之人类，殆皆视为不免于死者。
虽然，是谬见也。人之有死，不特自外界观之，有不可免之势，即自内界察之，亦实有不可免之鹄焉。格代曰，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渡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且也，即无所谓死，恐亦将无所谓生。人类无亲子之关系，则凡深邃之道德心，如慈孝亲爱，恐亦将无自而付界。是敌人类既欲营历史之生活，则死之不足恶，固亦明矣。且也，人类之生活，本非有无限之性质，盖限于其能力若内容也。自生理学及心理学观之，各种动作，皆有循环之倾向，故思想行为，恒有一定之形式，然又有一相等之原则焉。即循环之动作，恒不免积渐萎缩其作用，而终抵于麻痹之境。意志及悟性，变动不止，积久则亦渐失其应变之弹力。人之老也，虽日接外界之事物，而不能受其新影响，亦无自而利用之，茫茫然若隔世之人。及其既衰而死，则并非外国侵袭之咎，而其本体固不能不如是矣。在生者视之，以为彼既尽其生活之职分矣，虽死无憾。既死者之自视也，亦然。然则生者死者，皆以死为自然之规则焉，何害之有，盖死者之所欲为，夫既已经验之矣，其所为者，固已显子世界矣。其所为尽力之子孙，若国民，若真，若善，若美，则固不随之而俱死也，曾何憾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既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没有本必然老而忽不必然，吾人固甚不愿也。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主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设使天下只有散而不复聚，则吾人目击日日有聚之现象从何而来（此非指投胎）？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