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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亲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亲。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
——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第412—41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解析］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是斯大林1925年2月初会见德国共产党党员、记者威廉·海尔佐克时的谈话，发表于同年2月3日的《真理报》第27号。后收入《斯大林全集》第7卷。
斯大林发表这篇谈话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摆脱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出现稳定局面的时期。为此，斯大林在谈话中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条件下各周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任务。他认为，各国共产党只有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他强调，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他提出的12项基本条件，后来，人们把斯大林这个谈话简称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它实际上成了衡量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程度的基本尺度。按照这12项条件，就是要建设一个完全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是要以列宁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设各国的共产党。此次谈话后不久，同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认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无产阶级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
社会民主党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当时，“民主党”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社会党”指对无产阶级表示同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两者的联盟则称“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等。以后，1869年建立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派）沿用了这一名称，叫社会民主工党。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欧美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以社会民主党命名。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名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表达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一些国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外，大多数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奉行一种迎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策，由主张革命的政党变为“和平的党”、“改良的党”。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提出，要摈弃社会民主党这一被第三国际修正主义所玷污的、不科学的名称，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那样，改称为共产党。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议。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成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别名。因为这些党主张阶级调和，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后，各国右派社会民主党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在列宁的领导下，在第二国际许多党的左翼纷纷从党内分离出来成立共产党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参加第三国际的党，都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此同时，第三国际还帮助许多国家建立了不同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帮助下，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一成立就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建立和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产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它是在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的时代要求“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0—261页）。在这个新时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然而，一个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也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在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毛泽东很重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早在1939年10月4日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就指出：“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他认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12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从1937年的几万党员，发展为几斗万党员，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巩固的党。但是，在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农民意识。加之党长期以来曾多次受到“左”、右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王明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某些历史问题、路线是非等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新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理论上，都显得某些准备不足，这样就难以完成领导人民取得抗战和边区建设的胜利任务。因而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仍是党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级，中共中央把各地负责干部调回延安进行整风学习，加强了中央党校，毛泽东亲任校长。在整风期间，许多干部都曾先后到中央党校学习。那时没有专职教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便亲自到校作报告。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被指定为主要的学习文件之一。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以整风精神召开高干会议，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党的整风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次历时两个多月的会议，主要进行整风，即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等七整，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统一党政军民关系，解决精兵简政问题和财政经济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党内重要负责干部300多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部分重要干部到会旁听。据马文瑞同志回忆，“大会在检讨边区党在中央到边之前的历史时，边区党内的老干部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贺晋年和我等共有46人在大会上发言，认真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肯定过去取得成绩的同时，对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清理，并开展了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弄清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而错误路线的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作怪。”（《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6页）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会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他在演讲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不具备式不完全具备。接着，毛泽东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对斯大林提出的十二条逐条进行分析、讲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此，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年谱》一书中的介绍，说得比较清楚了。
毛泽东的这个演讲，通篇闪耀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光辉，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正确解决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问题起了重要作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对毛泽东的这个演讲作了详细的阑释，从中总结出四个基本要点。
（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理论基础的。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当然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这就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斗争。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