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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5—1026页）
［解析］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于1943年3月，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
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一、通过回述中华民族的历史，极力颂扬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此作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大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越出了“法定的界限”，于是赞赏“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二、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赞美国民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书中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改造”与“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的遗产，来“开创”与“充实”亿万子孙立命的基业，于是号召“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三、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提出共产主义是以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从而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非彻底改革”不可。指责共产党拥兵自重，是“武力割据”的“军阀”，暗示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但中国的命运的决定却“不出这二年之中”。
《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把它列为各界的必读书，累印至近百万册。这个时候，正好共产国际经过协商，自行解散，一些反共分子又企图借此事件给共产党一击，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危害性，考虑予以回击。该书出版仅一个月，毛泽东在1943年4月22日给何凯丰的信中说：“《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6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谈到《中国之命运》。7月，他又修改审定了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19日、致信秦邦宪、陆定一，指示把陈伯达的文章登在《解放日报》，并在广播上广播两次，还要印出一万五千份小册子。随后，又指示各地党委转登转印陈伯达的文章，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英美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7月21日致董必武电）此外，毛泽东还为《解决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集中驳斥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
与此同时，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还专门召开理论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研究蒋介石的这本书，在了解它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批判它。1943年3月到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发表的重要文章除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外，还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
如果说，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比较集中于国共两党在思想体系方面的对立与分歧的话，那么，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则更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直接指向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所以，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特别阐述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等问题。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毛泽东对“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和八年抗日战争的总结，也是对蒋介石鼓吹的“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和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中国之命运的系统论述。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
46。让整个资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合现实（读1952年1—3期《学习》杂志）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们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摘自毛泽东1952年3月27日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
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
超过这个限度（指《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引者注），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摘自毛泽东1952年9月5日致黄炎培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2页）
［解析］
《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一个半月刊。1952年年初，在对一些资本家进行“三反”、“五反”的运动高潮中，该杂志接连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从思想理论上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批判。第1期上的文章有：《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第2期上的文章有：《驳资产阶级的谬论》、《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上的文章有：《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文章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有的文章否认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否认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积极的一面：有的文章把建国初期不法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混同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来进行批判；由此，一些文章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不允许有资产阶级立场、思想存在的倾向，从而与《共同纲领》的提法发生抵触。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于1958年创刊之前，《学习》杂志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刊物，经常发表一些政策方针性的和重大理论性的文章。因此，毛泽东很注意阅读这个杂志。他在读了上面那些文章后，立刻感到有的文章的一些观点，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有片面性，于是提出了批评。
3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除了加写了前面我们引述的那段话外，还改写有这样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毛泽东说的这种“错误思想”，既体现在一些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身上，自然也体现在一些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而发表的文章里面。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点名，但与他读到的《学习》杂志第1、2、3期上的一些文章，是有关联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宣部负责人于3月29日就《学习》杂志第1至3期上的一些文章的错误观点，写了一个检讨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该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上的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西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读了这个检讨报告后，为了用这件事情更广泛地教育全党，决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把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党委，还为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以党刊上登载。”所署时间是“四月四日”。毛泽东对这个检讨报告还作了些修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