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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董璋和孟知祥都是后唐将领，分别为东川和西川节度使，对朝延都有二心，曾互相联络。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朝延夺取董摩官爵，杀了他在朝为官的儿子，并派兵攻讨东川，没有成功，遂用怀柔政策，让东川和西川各自保境安民。孟知祥派人向董璋建议，两人连表向朝廷称谢。董璋认为，对朝廷都有二心，可偏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是孟知祥背叛了自己取得朝廷的信任。于是在长兴三年（932）离开东川去攻打孟知祥的西川，结果大败而归。毛泽东读至此，很注意书中引用的一个注，即孟知祥手下的赵季良对董璋离开自己所占之地，奔袭西川的分析，认为这是扬短避长，必然失败。毛泽东由此发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进攻的人愚蠢，坚守的人聪明，结果必然是“攻者败，衬者胜”。
其实，这时董、孟二人共同的敌人是朝廷，在外敌压力面前，二人理应联手，董偏要互相残杀，其取败者一；但凭一己猜忌，出师无名，取败者二；以万骑离开巢穴攻击有备之敌，取败者三；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攻者愚，守者智”的道理。
11。危急包含有转守为攻的机会（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原文］
（天复元年）四月，汴将氏叔琼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队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锚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玉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人。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向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陉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
五月，汴军皆退。氏叔宗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戮万计。——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解析］
上面引述的原文，说的是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朱全忠（朱温）集中兵力攻打河东李克用《文中称“武皇”）的一次战役。朱全忠和李克用，分别为唐王朝封的梁王和晋王，事实上是当时军阀割据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唐光化三年（900），朱全忠控制整个河北诸镇后，试图一鼓作气攻取河东（即今山西一带）晋王李克用所占领的地方。
天复元年一月，朱全忠派张存敬攻占了晋、绛两州（即今山西临汾市、新绛县），又迫降了河中节度使王珂（李克用之婿）。四月，朱全忠又发六路大军，分进合击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使朱全忠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潞两州（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出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逼近了晋阳。与此同时，由马岭（今山西昔阳县东南）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由井陉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今山西平定县东）。几路大军，合围晋阳城下。所以，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是“沙陀最危急之秋”。李克用是少数民族，属沙陀部。但毛泽东认为，危急中也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派大将李嗣昭、李嗣源率精兵强将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加上敌军粮草供应不济，士卒多患疾病，于5月朱全忠不得不下令全部撤军。李克用又派精兵追击，杀获甚众。
毛泽东根据这一战例，提出“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并认为“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大概也包含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地领导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体会。
12。兵书略通即可，多则无益（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营，■不肯出，而未帝又数促■，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果报未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
仁赡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赡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9页）（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解析］
刘■是五代时后梁将领。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说的是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刘■率军与晋王李存勋（即稍后的后唐庄宗）在魏州交战失败一事。文中提到刘■熟读《六韬》，喜欢据战法机变用兵，结果中了李存勖假装撒兵的计策。刘仁赡是五代时南唐将领，有勇有谋，更重气节。南唐被周世宗柴荣打败时，连南唐君主李景都奉表向后周称臣了，刘仁赡也坚守不降。前面第二段原文提到他年轻时“略通兵书”。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
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
例如，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师、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木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
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乓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戚继先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在书中，反复阐明要以实战经验为主，陈述结合东南沿海情况，针对敌情进行练兵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本书。
兵书一般都是前人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战争经验的总结，但书读多了，食古不化，反成教条，不惟无益，反而有害。像赵括、刘■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教教兵法也许更合适些，可是派到实际战阵上就未免害人害己。
13。诸葛亮用兵“不二过”（读司马光《资治通鉴》）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
（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部右膝而卒。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卷七十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初战亮宜自临阵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七十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