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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卷七十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初战亮宜自临阵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七十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石籍批语集》第292页）
［解析］
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留下他上述批语的，是一本1956年6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元代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
说到街亭之战，人们就想起失街亭；由失街亭，又想到空城计，最后是挥泪斩马谡。诸葛亮之智、之情，在这个史事（后来事实上成了故事）中展露无遗了。《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叙，虽较简略，毛泽东却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最高统帅应如何亲临前线的问题。正像上面所引原文记叙的那样，街亭失利，首先是“谡违亮节度”，违背了屯兵扎寨的常规，“舍水上山，不下据城”。毛泽东的批语则指出，作为全军统师，在蜀军首次伐魏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诸葛亮应当亲临前线坐镇。
街亭之败，是蜀汉建兴六年（228）。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时，因粮尽退军，以伏兵掩杀追兵，射死魏将张邻。毛泽东读至此的批语认为，街享失利以后的每次伐魏行动，诸葛亮都是必然亲临前线军中，直接指挥，诸葛亮似乎吸取了街亭之败的教训。不过，从此但凡军中大小事务，无论巨细诸葛亮一一过问，似乎也是一种累死人的统帅法。对此，毛泽东显然也是不以为然的，他自己做统师，尤其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只抓战略，而具体事交战场指挥去办。“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此方为益。
14。蜀汉之误：始于荆州、西川两分兵力（读苏洵《项籍》）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摘自苏洵《项藉》，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译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苏洵《项藉》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06页）
［解析＇
苏洵的《项籍》是其《权书》中的一篇。文中谈到剑门相隔的西蜀盆地的地理特点与历史上拓展政治基业的关系。他认为那里作为防守自安的根据地尚不理想，作为进取中原，经营天下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上面引的那段话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诸葛孔明年荆州而就西蜀”一句，引出毛泽东的发挥，提出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出茅庐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错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告诉他：“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叔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盖，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熟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此战略来经营的。毛泽东着出，这个战略的弊端，是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又分散兵力。毛泽东的批语是颇有史家见地的。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这是毛泽东说的“二分兵力”。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兵力”。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起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勉强维持罢了。
15。四方皆反，刘或以寡胜众，可谓奇矣（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情河崔道固皆举兵应寻阳。上征兵于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将平原刘弥之等将兵赴建康。会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弥之等应安都庞孟虯亦不受命，举兵应寻阳。
帝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觊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马庚业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燥说觊以“建康虚弱，不如拥五郡以应袁、邓”。觊遂发兵，驰檄奉寻阳。吴郡太宁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皆据郡应之
益州刺史萧惠开闻晋安王（刘）子勋举兵，集将佐谓之曰：“当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将五千人东下。于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勋。
是岁，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延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蔡兴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上善之。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的批语
（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9页）
＇解析＇
《通鉴纪事本末》中《废帝之乱》一节，记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明帝刘或罢黜废帝，由众叛亲离、极端孤立的形势，转而征服天下的过程。毛泽东在这一节的标题《废帝之乱》四个字旁，用粗重的黑铅笔，密密地加了旁圈，旁圈右侧，又重笔画了两条曲线，并在天头上写了前面一段批注，批注中的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的名字旁，毛泽东特别加了旁圈。
宋废帝是孝武帝的长子，姓刘，名子业，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他残暴淫虐，滥杀将相大臣、皇族国戚，任用奸倭。湘东王刘或是废帝的叔父。废帝害怕他谋反篡位，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经常侮辱他，摧残他，因为他胖，就称他为“猪王”，让他卧在猪圈，食在猪糟，十数次地想杀死他。刘或在近臣阮佃夫、王道隆等人的协助下，与废帝的近臣寿寂之、朱幼细、姜产之等合谋，杀了废帝。刘或在建康被拥立为帝，是为明帝。
晋安王刘子勋，是孝武帝的第三个儿子，曾被废帝赐死。他的长史邓琬举兵讨伐废帝，当他得知废帝已被刘或杀死的消息后，便在浔阳立刘子勋为帝。因此出现刘或与刘子勋，即建康与得阳对峙的政治局面。
蔡兴宗是孝武帝时的吏部尚书。他看到废帝的凶残，箴规无效，先后数次劝说废帝的亲近大臣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等起事。在明帝初即位，处境非常困难的关键时刻，蔡兴宗出过很好的主意。所以毛泽东在批注中称他为“谋主”。
刘彧和刘子勋的对立一开始，各州郡太守、刺史都纷纷响应刘子勋。正像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原文说的那样，刘式派人去说服徐州刺史薛安都归服建康，薛安都不从，反把派去的人留下做了大将。刘彧向青州刺史沈文秀征兵，沈文秀原准备响应他，却被薛安都派人拉拢过去了。刘彧派孔躁去争取浔阳王刘子勋的长史孔凯，结果两人一起投奔了刘子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响应刘彧，又被刘子勋杀了。当时，刘彧势单力孤，“京都无百里地”，“四方贡计，皆归浔阳，朝廷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这就是毛泽东批注中说：“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所指的历史事实。
刘彧在刘子勋军队步步逼近的时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蔡兴宗说：“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用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刘彧接受了蔡兴宗的意见，厚抚那些在浔阳为官、而住留在建康的家属们，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蔡兴宗又说：“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即平后，方当劳圣虑耳。”毛泽东对蔡兴宗这段分析和他的远虑，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
刘彧的转机是从充州刺史殷孝祖被说服后，率2000人马支持建康开始的。其时，建康方面“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伦楚壮士，人情大安”。接着刘彧分东西两路出击，并宣布，凡有亲属在得阳的，“罪不相及”，“勿以亲戚为虑”，“安职如故”，大大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在批注中加了旁圈的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都是在作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几位将领。
殿中御史吴喜曾任河东太守，他请求率精兵300东讨。有人说，吴喜是文人，不会打仗，结果吴喜却以弱胜强，屡战屡胜。吴喜在河东做太守时，“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毛泽东对这句加了旁圈。这次东征，老百姓一听吴河东来了，“皆望风降散”。吴喜以微弱兵力连续攻下数城，一直打到钱塘，平定了三吴。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