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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力论”几节，便是批判杜林这种头足倒置的历史观点的。军事战争是最高的暴力，恩格斯恰是素养精深的军事理论家，因此，在“暴力论（续）”这一节里，他以军事武器的进步发展在欧洲近代史上的特殊作用为例，来说明“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武器的生产”是政治暴力胜利的基础，进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经济力量”、“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在恩格斯的军事思想里，不仅仅武器装备依赖于经济实力，而且军事体系和作战方式，乃至整个战争形态，归根结底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相应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恩格斯曾以拿破仑的军事体系为例，指出“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也必定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铁路和电报已经给那些有才能的将领们提供了一个在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战法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第22页）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具体论述了轻便火炮和步枪的使用，给拿破仑军队在作战方式上带来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毛泽东读《反杜林论》，注意到了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因而在谈到武器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时，很自然地引了出来。一般说来，在看待军事、经济、政治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在论述中总是通过战争的纷繁复杂的制约因素，强调经济因素是终极原因。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在建国前的军事论著里，毛泽东在处理战争与经济、政治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大特色，是突出政治的中介作用，强调经济基础通过政治的中介决定战争，或反过来着重阐述进步的革命的战争直接摧毁腐朽的社会政治结构，建立进步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结构，进而或者为在旧社会中已经诞生的新经济结构的发展开避道路，或者帮助建立崭新的经济制度，进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研究战争中人与物的相互关系，及两者分别对战争形态的制约上，恩格斯特别重视生产力通过武器装备的途径对军队结构、作战方式、战略战术原则的演变的决定性影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特色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即人的精神，人的思想觉悟、人的组织方式等，所以他说“兵民乃胜利之本”。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产生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即军事斗争首先是争取政治上的生存，在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而又一时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只能突出人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注重经济基础和武器工具叫战争的终极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一旦他从宏观上来考察这一问题时，他的观点同恩格斯是一致的。他1964年2月9日的这段谈话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结合中国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军器发展情况，结合读《反杜林论》的体会，来印证和发挥了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观点，最后指出：“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毛泽东的这种唯物求实精神就更为显著。在解放战争的大歼灭战中，他总是强调要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包围并歼灭敌人，这种优势不仅是士兵数量上的，也是武器上的。
五、经济篇1。马克思为什么能写出这本书（读马克思《资本论》）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部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他从1843年秋天研究经济问题起，到1883年3月逝世止，从事《资本论》的写作，整整用了40年的时间。该书分4卷：第1卷于1867年在德国汉堡出版发行，主要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于1885年在德国汉堡出版发行，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8份手稿整理而成，主要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于1s94年出版，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整理编辑而成，其中一部分是恩格斯增补的，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4卷叫《剩余价值理论》（又译为《剩余价值学说史》），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后人编辑出版。第一个版本是由卡尔·考茨基编辑，于1905年至1910年分3册出版；第二个版本由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辑，于1954、1957、1961年分三册出版。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矛盾，阐明了剩余价值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化的规律，创建了严整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毛泽东几次谈到《资本论》，着眼于它是怎样产生的。在毛泽东看来，首先是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实；其次，马克思本人“同时是哲学家”，“有辩证法的武器”；此外，毛泽东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到，马克思能写出《资本论》，与他“调查”论敦图书馆的“材料”是分不开的，即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介绍，毛泽东曾多次翻阅过这本书。什么时候读的，他习惯于写上时间日期。目前看到的有4个日期，主要在50至60
年代。不过尚未看到具体的批语。
2。基本正确，引人注意（读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多久，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
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摘自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毛泽东1958年11月致吴冷西信中为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
级法权思想》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
［解析］
张春桥文章中谈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最早是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论及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时提出来的。今天，通译为“资产阶级权利”。
这是个纯经济学概念，不大好懂。我们只要记住其基本意思就行了。打个比方：今天我们两人都从船上卸下了50袋大米，每人得工钱10元，这是平等的。可是，我的10元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而你却是个单身汉。于是，马克思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
在淡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毛泽东当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毛泽东谈论“资产阶级权利”（他在世时译为“资产阶级法权”），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一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一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这两个时期，他都强调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观点，却是立足现实的需要来理解和发挥的。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解和发挥，也是如此。
毛泽东发起“大跃进”，本意是加速发展生产力。而他的基本思路则是：只有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生产关系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