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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毛泽东1970年的一个批示（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0页）
［解析］
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校不如自己看书学习。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历时半年。前面引述的同斯诺的那段谈话，便讲的是这期间的事情。严复译的《天演论》，便是这时候读到的。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谈话中所列的书单中，除了卢梭的著作之外，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才出版的。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很可能是“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就是严复所译，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密勒（严复译作穆勒）的著作，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与伦二字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当是指他的《社会学研究法》（严译本名《群学肄言》）。盂德斯鸠写的一木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译木名《孟德斯鸠法意》）。
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的接触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对他来说不啻是一次重要启蒙。其中，尤以严译赫胥赫黎的《天演论》对他当时的影响甚大。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候县）人。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了5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各地。1874年，美国侵扰台湾期间，他又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年严复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亲自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20年。甲午海战后，严复以“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优势，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弊病的痼疾所在，所以他没有积极参加康、梁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事业。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落后、挨打，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而欧美两洲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当时的西方人已经普遍树立了生物进化的观点，物种是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形成的。这一观点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则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也要遵循进化的规律。正是这种承认进化、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使西方人树立了厚今薄古、积极进取、不泥守旧法陈规的观点，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西方人民富庶，国家强大。以这种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反观中国，严复指出，中国历史跳不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发展。与这两种社会历史观相表里，中西方对古今的价值判别也就不同，从而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中之人好古而忽今”，沉溺子祖先的业绩，不重当下的努力；“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不为前贤所拘，只是执薯地向前追求。从这两种态度出发看待社会治理与发展，中国人常常以为“今不若古”，世道日退，而西方人刚强调古不及今，世事日进；前者处事安于循规蹈矩，后者注重革新鼎故。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导致了中西方在物质技术等其他方面的差异。所以要学西方，首先就要用西方人的观念来改造中国人的落后观念。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利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技术同样必需的。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与大工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的人才能顺利地使用机器。所以严复要鼓吹欧洲的思想和观念——进化的观念。
进化论是英国的达尔文（1809—1889）创立的。他论证了有机物发展的理论，指出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有机物包括人在内，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有机界的生物形态由简单演变进化到复杂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自然选择，在其生存竞争中，那些对生物有利的变异固定下来，积累加强和遗传下来，于是产生新的物种；那些不利于生存的变异则逐渐被淘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宇宙观，亦即以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观察生物界和自然界，从而结束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解释生物学的时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有力地驳倒了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神话，开拓了生物学的广阔领域，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引起了科学界向宗教界的严重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极为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他还说：达尔文的学说“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恩格斯说：“他（指达尔文——引者）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然而达尔文并没有将进化论运用到社会。最先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社会的是达尔文的好友、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
赫胥黎（1825—1895），能文善辩，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他用笔和舌向宗教界作了不疲倦的斗争。马克思夫人燕妮曾经聆听过赫胥黎在圣马丁堂“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演说，称颂赫胥黎“给人作启蒙、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的一本讲演录，分上下两卷。上卷18篇，多阐述进化论原理，下卷17篇，则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严复当时之所以选择赫胥黎的著作是有一番考虑的：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迫切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天演论》率先充当了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每一节或每一段，都附加上自己长长的案语，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对西方学术源流，一一加以评述和介绍。因此，《天演化》绝不单纯是一本译著，它还反映了译迷者本人的政治思想。在翻译过程中，严复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国家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创始人。他把世界人种分为优等和劣等两种，认为社会民族间充满着斗争，优等民族消灭劣等民族是符合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规律的。）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了合理的加工制作：一方面，他不同意赫胥黎将进化化与伦理学对立起来的观点，而赞成斯宾塞普遍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斯宾塞那套“任天为治”的理论，他要竭力强调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即：“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和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7页，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
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推及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来认识，为的是使人们更进一步认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以赫胥黎的“与天争胜”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理论的目的，则在于要人们认奴上述规律后，不应甘做劣等民族，坐待灭亡。而应赶快行动起来进行奋斗，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自强”、“自力”和“自主”。这一理论，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给人们一种当头捧喝，一种绝大刺激。既然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能亡国灭种。戊戌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远比康有为、梁启超的“公羊三世”、“小康大同”这类脱胎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古色古香的语言更具有说服力，更为深入人心。这些词汇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甚至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字也用“竞争”、“适”等。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用进化论论证其民权代替君权、共和代替专制的历史合理性，掀起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民主运动。
进化论如严复的思想，对毛泽东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把自己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半年称为“极有价值的”半年。其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青年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此不例举。一是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改造，以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譬如，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并提出了“三育并重”、“文武兼各”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一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