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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17日起开设了二十几期专栏，就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及怎样看待工资制、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郑季翘的《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便是其中一篇，发表在10月18日《人民日报》上面。毛泽东很关注这场讨论，读了其中的一些文章，有的还作了圈画或批注，其中就有郑季翘这篇文章。
郑季翘的《谈诙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着重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中一个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不是等级制度，而是所谓“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表现为“做多少事，给多少钱”。毛泽东对此的批注则认为，这并不是“等价交换”，一个要害问题是：“剩余价值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所谓“等价交换”只不过是“欺骗工人的等价形式”。紧接着，郑季翘的文章说：“这种状况，蒙蔽了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性质。资产阶级遂据以大事宣传其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并说这种社会是‘永恒的真理’的化身。”毛泽东随即批注道：“这是对的”。
对郑季翘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还有其他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曾收了毛对这篇文章的批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者在注释中还介绍了另外两条的批注情况。一条是，郑季翘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一开始就具有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性质。恩格斯举出事例证明这种性质，即：最先承认人权的美国宪法，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阶级的特权受到了指斥，而人种的特权却为法律所神圣化。待到后来，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国家便竭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的人权。这就完全揭穿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平等的虚伪性”。毛泽东在其中“阶级的特权受到了指斥，而人种的特权却为法律所神圣化”、“由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国家便竭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的人权”等句下面画了横线，有的地方还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个批注：“不对，又自己矛盾”。另一条是，郑季翘的文章说：“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就在于它把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愈益分成为两大敌对的营垒、两大彼此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经济状况的不同，在生活上以至在社会地位上会形成不同的等级；但作为资本主义法权来说，则不能说其核心是等级制度。相反，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上写着的，是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在这句话中的“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上写着的，是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处画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注：“形式的而已”。
4。要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用心读三遍（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遁。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现在器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列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诱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摘自毛泽东l958年11月9日在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工作会议期间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信
［解析］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B79—1953）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代表作。它是对苏联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定地位。全书约4万5千字，写于1952年2—9月间。此书在原苏联国内和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理论方面，还是经济实践中，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本世纪30年代末开始，苏联科学院组织经济学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很重视这一工作。1951年，此教科书尚未定稿，在斯大林的倡议和指导下，联共（布）中央为评定书稿，于11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会上对该稿进行了全面分析，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暴露了在部分经济学家中流行的错误观点。针对这些问题，斯大林于1952年2—9月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尔·德·雅罗中柯同志的错误》、《答阿·荷·萨宁娜和荷·格·温什尔两同志》三封信。这四篇东西最早发表于1952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8期上，同年10月3日、4日《真理报》加以转载。后来又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题目出版单行本。在该书中，斯大林在总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力图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社会主义部分）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关于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三、关于商品生产问题；四、关于价值规律问题；五、关于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六、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问题；七、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问题；八、关于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该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些产生了影响的观点，但明显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一些错误的和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1958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并开始进行纠正。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重点解决共产风问题。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重点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11月末和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方面的成果。
毛泽东在纠正他觉察到的错误的时候，感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感到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的重要。他在11月9日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信中，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读书的建议，要求各级领导读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解决经济建设中提出和遇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毛泽东自己也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所研读和批注的这本书的版木是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的第3版中译本。
毛泽东对别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想都从来不迷信和盲从。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在一开始，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虽然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许多弊病暴露出来以后，毛泽东就更明确和坚定地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并付诸实践。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后，在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赘誉。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社论指出：“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著作是对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宝库的新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天才的继续和发展。”“斯大林同志在其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天才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法则，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法则，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基础，指出了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这本书是基本肯定的，但是他仍然强调要用分析的态度来读这木书，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不大正确的，哪些模糊的，不太清楚的，同时，他还十分强调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读这本书。毛泽东不仅要求同志们这样做，他自己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态度和原则来读这本书的，从他所作的批注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