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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副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走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时，借题发挥，谈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即：企业的管理体制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谈道：“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给企业多大的自主权，当时毛泽东没有谈到。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更进了一步，在过去强调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发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并对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投资包干制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这说明，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如何确定企业的管理体制确实是搞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的确定，企业开始摆脱政府职能部门的附属物的地位，以独立的法人资格走向市场，企业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但是，探索并没有完成，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建立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机制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
16。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大的意义。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更快地增长，是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生产部门广泛采用最新技术和经常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不断高涨的必要条件。
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日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二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正确处理发展工业、农业及重工业的关系问题发表了很长一大段议论。这些议论实际上可以作为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工农业关系论述的续篇来理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的经济关系有五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首先考虑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怎样走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协调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经济规律。
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把它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口号。从理论上讲，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他把这一战略思想绝对化，实际上是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三者关系失调，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日用消费品非常缺乏，物资供应总是处于十分短缺的紧张状态，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较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持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对“并举”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他又认为：“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
毛泽东关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关系问题的正确论述，使我国在一五计划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农轻重关系比较协调，发展比较健康。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农轻重关系失衡，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落后，农业停滞不前，这种状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17。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公积金是一种公共基金，不得为庄员的个人需要而进行分配，或者把它的一部分发给由于某种原因将要离开集体农庄的人。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包括拖拉机及其他机器、发动机、经营用的建筑物、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集体农庄电站、副业企业、役畜和产品牲畜、多年生的植物、水利工程，以及坟墓投入公共经济的物资和货币资金。文化和生活福利建筑物（集体农庄俱乐部、农村阅览室、幼儿园等）也是公积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是靠土地维持生计的。当毛泽东发现洋洋数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说到“公共基金”竟没有讲土地的价值时，不禁感慨道：“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毛泽东认为，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凝结着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土地的价值应当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一个重要补充。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新的思路去研究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如今被一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国土经济学”，其源头是否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值得研究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向学员强调：“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厥维土地。”1927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遁：“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他认为：“衣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最后成功。”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土地制度的改革角度出发的，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作为土地革命理论的自然延伸，土地建设理论把土地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其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独特的理论贡献。尽管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多的阐述，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经济学家们。但他开创性的思路，对土地价值的深刻定义，不能不给后来的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毛泽东还从农学角度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