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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过于简单了一些,过于直线了一些,然而他们是真正热情地这样做过来的。有些人,比方说像区桃,就是在这种信念之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距离区桃被帝国主义者阴谋杀害还不到两个月,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门口被人暗杀了。这不能不在人们的精神上引起极度的混乱。区桃被人谋杀,那是容易明白的。至于廖仲恺先生,他是意志坚定,热情澎湃,精明强干,为人们爱戴的革命领袖之一,为什么要谋杀他呢?谁谋杀他的呢?怎样谋杀他的呢?这些问题,在那个期间,谁也弄不明白。因此,在这七个月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国民革命到底要往哪里走。人们问道:国民革命还干不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还要不要?军阀还打倒不打倒?帝国主义还打倒不打倒?省港大罢工还要坚持多久?谁领头来办这一切事情,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是胡汉民,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
诸如此类。
九月二十日,当事情发生了一个月之后,在张子豪家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也在谈论这些问题。张子豪自从当了连长之后,把旧房子退掉,另租了一幢新洋房的二层楼居住。这里是朝南的一厅三房,十分宽敞。旧的家具都卖掉了,换了全新的藤制和杂木家具。他和陈文英都换了新衣服,他们一个七岁的男孩子叫做张纪文的,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叫做张纪贞的,也都全身上下换了新衣服。连招待客人的“雅各”牌饼干,“新基士”金山橙子,伦敦制造的杏仁奶油糖果,“斧头”牌白兰地酒等等,也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像这一家人是刚从别的星球来到广州似的。这天,张子豪、陈文英夫妇做主人,客人有李民魁、陈文雄、何守仁三个人。李民魁到得最早。六点钟吃饭,他五点钟就到了。到了之后,他结结实实地把张家的每一样事物恭维一番,然后说:“老学长,你这里的的确确象征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什么都是新的。但是我希望你那颗伟大的良心,还和从前的一模一样。”张子豪感慨地说:“那怎么变得了?我如今虽然投笔从戎,但是我还记得咱们刚毕业的那个夏天的晚上。在三家巷里的那一切,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儿。”李民魁说:“是呵。那时候,咱们都是多么天真可爱的人!算你有见地,你找到了一个盖世英雄的蒋校长。可是我呢?我该投奔谁呢?唉。”张子豪说:“怎么,你们陈果夫、陈立夫两位老板腰杆还不硬么?”李民魁又叹了一口气道:“嗐,那还是不定之天。咱们姑且走着瞧吧!”没多久,陈文雄跟何守仁也都来到了,大家一道入席喝酒。酒入欢肠,大家都兴高采烈。张子豪举起酒杯说:“这几年来,我想过许多事情。不能够说我没有一点心得。我们座上有共产党员么?我想没有。那好吧,干了这一杯再说吧。”说到这里,他停了一停,望了一望大家,大家都说没有共产党在座,于是干了一杯。张子豪做了一个虔诚的姿势,两手交叉着放在前胸上,说:“工人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农民、学生、商人也不行。共产党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国民党也不行。只有军队能够领导国民革命。只有蒋校长能够领导军队。你们说怎么样?如果是这样,一切妨碍国民革命的东西都应该肃清。包括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和其他一切的一切在内。你们说是么?民魁,你是无政府派,守仁,你是国家主义派,舅舅,你是英美派,我愿意听听你们的高见。”李民魁说:“立夫先生常常对众人谈起,蒋先生是总理以后的第一人。这是没有话说的。蒋先生肯实干,不像汪先生那样多嘴浮夸,因此各方面还没有完全服他。可是吴稚老断过:将来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服他的。”张子豪笑道:“吴稚晖是你们虚无主义老祖宗,他说了,你就信。”陈文英插嘴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人,愿上帝收留他。愿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何守仁非常诚恳地说:“如果拿胡、汪、蒋三个人来比,自然该推胡先生第一。论才学,论老练,论渊源,别人都无法相比的。但是他既然要出洋,也就没办法了。剩下汪先生虽然热情英俊,但是不及蒋先生多多了。人家说汪先生治党,胡先生治政,蒋先生治军,其实能够这样也不错。我的议论还是比较公正,不做左右袒的。”陈文雄大模大样地嬉笑道:“什么左右袒不左右袒,我都清楚。大姐夫为什么拥护蒋校长?道理很不复杂:这房子、家具、衣服、食品,蒋校长都给换了全新的,连我这两个小外甥都重新打扮了,为什么不拥护?至于我呢,可就不一样了。共产党胡闹,这一条没有问题。谈到拥护谁,是左派,是右派;是无政府派,是国家主义派;是黄埔派,是太子派;我想最好先别忙。让大家先看一看,谁真心从事国民革命,谁有本领驱逐帝国主义,安定政局,振兴实业,改善民生,大家就拥护他。我不吃谁的饭,不穿谁的衣,不住谁的房子,也不盲从谁。”张子豪打趣道:“说得好极了。除了‘共产党胡闹’五个字以外,全是一派共产党口吻。其实共产党也为衣、食、住。难道他不吃饭?不穿衣?不睡觉?不过不要紧,舅舅既是反对共产党,咱们就是一家。难就难在将来的舅母,不知是否也一样齐心!”往后,话头就转到周泉身上。大家都觉得她人好,不固执,没成见。谈到周榕,大家觉得他有时跟周金走,有时跟陈文雄走,没有定性。大家又觉得,既然同学一场,又起过誓要互相提携的,就应该拉周榕一把,使他走上正路。这样吃吃喝喝,谈谈笑笑,不觉一直闹到二更过。
九月二十日是阴历八月初二,也是中医杨志朴的生日。同在这一天的下午,杨家也大排筵席,在师古巷的住宅里请亲戚朋友吃饭。陈杨氏、周杨氏、区杨氏都早来了,区华也到得很早,周铁提前收工,也赶来了,只有陈万利没到。小一辈的周金、周榕、周泉、周炳、区苏、区细、区卓、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都到了,只有陈文英、陈文雄姐弟俩,说有事不能来。杨志朴为了陈家父子三个都不来,觉得很不高兴,但也只放在肚子里,没有说什么。酒饭过后,周金、周榕、周炳、区苏四个人跑到杨承辉的房间里聊天,也谈起国民革命的问题。周金坐在杨承辉的床上,身上所穿的运动背心卷到胸前,露出半截身子,右边的裤管也卷到大腿上,露出满腿的黑毛。他用手拍着床前的书桌,嘴里一面骂着粗话、一面说道:
“我操他祖宗十八代!那些内奸,你们把他当成人看?我只当他是畜生!我早就说有内奸了,你们不信,如今怎么样?——千真万确:社会上有,政府里面有,罢工委员会里面也有!如果没有,为什么连苏兆征都有人造他的谣?”周炳、区苏、杨承辉都拿眼睛望着周金右手那只叫机器轧扁了的大拇指,没有做声。周榕踌躇了一下,就缓缓说道:“不是我们不信,文雄表哥和我都认为社会上、政府里有内奸,只是罢工委员会里不会有。李民魁大哥和守仁哥他俩是说过不论哪里都没有内奸的话,不过他们也是出于好意的,顶多是过于忠厚罢了。”周金十分生气地说:“忠厚?我不相信你那些大哥、小哥是什么忠厚的角色。我只知道,有些人是五分钟热度,有些人是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热度,你不妨拿怀疑的眼光去看看你那些大哥、小哥,还有表哥!”听见他这么说,大家全把脑袋耷拉下来。周炳特别感到不满意。他暗自思量道:“按大哥这么一说,李民魁、何守仁、陈文雄都是可疑之人了,那怎么会呢?不,不会的!他们都是纯洁的青年,都是爱国的志士,都是全力赞助省港罢工的好人。……”想到这里,他不觉脱口说道:“要是这些人都不可靠,那么,剩下国民革命叫什么人去干呢?”周金说:“怎么会没有人干?真是小孩子说话!共产党不在干么?国民党左派不在干么?还有工、农、兵、学、商,你怕没有人?内奸总是祸害,不肃清不行!”周榕说:“要是那样干,国民党里面的达官、贵人、名流、学者都会跑光的。——于是,国、共就会分裂,国民革命就会流产。那未免太可惜了。”杨承辉说:“那有什么可惜的!革命就是要革个彻底,对那些人迁就一定会给革命带来损害。我倒认为干脆点好。谁不干,就滚开!我们有了工人,有了学生,就算没有其余的人,你怕那些军阀推不翻,你怕那些帝国主义打不倒!”周炳听了,虽然觉得也有道理,但是心中的疑团究竟解不开。当天谈到很晚,才各自回家。又过了几天,有一次,周炳在陈家的客厅里碰见陈文雄和何守仁,他问他们国、共是否会分家,省港罢工是否会失败,他们都异口同声说不会,这使他更加觉得周金的怀疑没有道理。他和陈文婷谈起,两人都觉得纵然社会上动荡不安,革命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乐观的。
忙忙碌碌又过了半个多月。到了阳历十月“双十节”那一天清早,何应元在第二进北房他自己的书房里,把何守仁叫了进去,说:“阿仁,我那宝安税务局的差事,昨天发表了。我以为他们不会要北洋余孽办税务,谁知也不尽然。我把这桩事儿告诉你,等你也欢喜欢喜。”何守仁穿着藕灰色绸衫裤,白缎绣花拖鞋,勉强笑了一笑,就坐下来,又是方才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并没表露多大的欢喜。这一年来,他自从向陈文娣求婚被拒绝之后,就成了个悲观主义者,觉得人生漆黑一团,毫无意义和价值。何应元虽略有所闻,但也无法为他宽解。过了一会儿,何五爷又说:“听说你在什么地方瞎捧了胡展堂一阵,有这回事么?”何守仁说:“有这回事。”五爷说:“这就不对了。展堂固然好,但也不能一成不变。你是学政治、法律的,你应该知道政治上的事情不能一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