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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了。他长久没有进这华贵的客厅，这里摸一摸，那里捏一捏，不知站着得好，还是坐下得好。陈万利也没多让座，就发问道：“你儿子有信回来没有？”周铁摸摸自己两条大腿，仍然站着回答道：“没有。”陈万利说：“看，看！这不是不负责任？我们阿娣倒有信回来了，说不久就到家。”周铁好像想往沙发椅上坐，又没有坐下去，说：“是呀，去久了，论理也该回家了。”陈万利恶狠狠地说：“好一个论理！这简直就是共产公妻。论起理来，我就要到法院去告你！”周铁扭歪脸望着玻璃窗外的天空，驯服地微笑着，没有答话。陈万利又说：“咱们到底要做仇家，还是要做亲家，你浑不用脑子去想上一想？”周铁还是赔着笑脸，没有开腔。陈万利没法，只得缓和下来说：“二姐夫，不是我说你，你不能冷手拣个热‘煎堆’，混了一个便宜媳妇就算的。你至少该替他们弄间房子，买一张大床，还有桌、椅、板凳，哪样少得？不是你家阿泉过我家来，我头头尾尾也使了几千银子？他们到家，你总得有个地方给他们住，不成叫他们住到旅馆里面去？”周铁走到茶柜旁边，拿起茶壶自己斟了一杯香茶，可是举起茶杯又放下了，说：“事情我是想办的。可是我没有地方，又没有钱，怎么办？我们那房子，你是知道的，怎么叫阿娣进去住？要不你在那张房契上重新押几个钱给我使唤，要不索性把它卖断给你！”陈万利好笑起来了，说：“既没地方，又没有钱，学什么人家娶老婆！说起你那张房契，真有一篇故事呢！五年前，我就把本利一笔勾销，白白地双手奉还给你了。如今你又祭起那个法宝，拿它来讨钱使？世界上哪有这样好玩的事儿！我就是白送钱你花，也不要你那宝贝。你那房子，我也不想要。我的房子尽够住。要把它通通拆掉，改作花园，我如今又没有这样的闲心！”这样子谈来谈去，两位亲家总谈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陈万利又严厉、又沉痛地教训周铁道：“亲家老爷，我实实在在对你说了吧。这几年的事情，从大到小，都是错了的。民国世界，搞成什么样子！阿娣和阿榕的行为，根本就不对！我早就给你们说过了，可是你们谁都不管。你们大姐是佛爷，不管。你们夫妇又不管。阿娣不管，阿榕也不管。这怎么能不出事情？事到如今，你们通不管，我也懒得管了。随便闹到哪里算哪里吧。可是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你得好好跟阿榕说清楚，别当那什么共产，什么主义，都是好玩的东西，看见它就像看见了蜜糖似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惹来杀身之祸！”这场谈话，就算得了这样的结果。
过不几天，到了四月下旬，周榕和陈文娣就从上海回来了。他们一到家，都回到三家巷去。周榕回周家，陈文娣回陈家。白天，周榕还是到罢工委员会去工作，学校来请他回去教书，他只推不得闲，仍然请人代课；陈文娣还是回兴华商行当她的会计。晚上，有时两个人逛逛街，看看电影，有时就不回家，到旅馆去开开房间。对于结婚，请客，以后怎么办等等问题，两家都绝口不提。亲戚朋友的、社会上的舆论都来了。大家认为这是“新样”，推测共产党结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老年人看见他们，只是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背过脸去就笑。或者等他们走远了，就感慨万端地说：“什么？如今民国了，革命了，什么都不对版了！”年轻人用惊奇和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老是追问他们上海如何，杭州又怎样，对他们有些尊敬，又有些害怕。听各种流言飞语听得太多，陈文雄觉着面子实在下不去，就有点忍耐不住了。有一天早上，他拖了周榕到“玉醪春”茶室去喝早茶，准备把他父亲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好解决一下。他们跑上楼去，找了一个最好的房座，泡了一盅上好的白毛寿眉茶，一盅精制的蟹爪水仙茶，叫了许多的虾饺、粉果、玫瑰酥、鸡蛋盏之类的美点，一面吃，一面谈。陈文雄绕了许多弯子，才谈到正题上，说：“你们的纯洁和勇气，按‘五四’精神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组织家庭的问题呢？你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周榕没有立刻回答。陈文雄掏出一个美国制造的金属香烟盒子，抽出一支特别为客人准备的“三炮台”香烟，递了给他。周榕吸着烟，把房间四周那些镶嵌蓝色字画的磨砂玻璃隔扇屏门看了又看，才慢吞吞地回答道：“是呀，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重要的是爱情本身，不是社会上的承认，或者不承认。你说是么？”陈文雄说：“是倒是。这一点我能够理解。可是与其弄得社会上一般人哇哇叫，倒不如将就着点儿更好。”周榕说：“是喽，是喽。我承认你这种观点。我们的举动是鲁莽了一些。”说到这里，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正沉闷着，忽然有一个青年男子推开门走了进来，一面走，一面大声说：“我当你们躲到哪里去，原来在这里！好呀，喝茶都不打个招呼呀！”原来是何守仁，开茶坐下之后，又添了许多点心，话头也就跟着转到别的方面去了。何守仁兴高采烈地开头道：“老周，你知道么？世界变了！”陈文雄阴沉地微笑着。周榕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倒是怎么个变法？”何守仁说：“变化太大了。共产党飞扬跋扈的时代过去了。人家把他赶下了指挥台。他以后如果想投身国民革命之中，他就得乖乖地听别人指挥。就是这么一回事！”周榕做人，一向和气，这时也按捺不住，就挖苦他一句道：“按那么说，看来该轮着国家主义派上台指挥了。”何守仁冷笑一声道：“那也不一定，共产党下台是无可挽回的了。红肿得太厉害了，就该收敛一下。这也是天理人情。除非他退出国民革命，否则他就得去其私心，听从指挥。”陈文雄插进一句道：“老何讲的话，不是全没道理的，这是目下大家都在议论的事情。”周榕感到势孤，就说：“这我也知道一点。可是不管怎么说，政治上谁对，谁就是指挥；谁不对，谁就得听指挥。这不是很公道的么？”他说完，拿眼睛望着陈文雄，好像向他求援。陈文雄也有他的风度。他只是笑笑地不做声。何守仁把桌面上的点心通通吃光之后，又喝了一口茶，才说：“这样看，还不准确。应该是谁指挥，谁就对；谁听指挥，谁就不对！至于共产党跟国民党的政见，哪个对，哪个不对；甚至托洛斯基派和斯大林派也好，西山会议派和东山会议派也好，他们的政见，谁对、谁不对，我都抱着超然主义。”陈文雄是第一讲求效率的。他看见这样尽倒缠没有味道，就看了一看手表，推说有事，起身会账。
陈文雄也是真有事儿。他从玉醪春出来，坐着人力车，到处跑，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广州城。看看快到十一点钟，他又坐着人力车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东区第十饭堂。这座饭堂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敞厅，能摆八九十张方桌子，每顿饭分三批，能容两千多人吃饭。它的前身本是一间茶居，后来因为债务纠葛，被法院封闭了，又由罢工委员会出面借来使用的。这里除了大厅之外，还有两三个工人住房。罢工委员会的苏兆征委员长，也经常来这里吃饭。饭前饭后，他有时也约了一些人到那工人住房里谈话，了解情况。约莫到十一点半钟，陈文雄来到了东区第十饭堂。他一直走进靠南边那间工人住房，苏兆征委员长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便站起来和他握手，给他倒茶、让座。苏兆征是一个英俊、和气、中等身材、尖尖嘴脸的年轻人。头上梳着从左边分拨的西装，身上穿着燕黄色的中山装。陈文雄望着他那高高的颧骨和那双深深的眼睛，觉着从眼窝里闪射出一种热情而坚定的光辉，今他肃然起敬，令他不好意思说出不中听的话来。但是踌躇了一下，他还是说了。他说，“苏大哥，我真难开口。我这个代表当不下去了。人家都不听我的笛子了。罢工罢了十个月，沙面这边的工友都疲了，支持不下去了。我看最好把香港的问题和广州的问题分开，让我们和沙面当局先谈判，条件如果可以，就先复工。我看这样做法是聪明的。”那香港海员的脸上变得有点紧张。他习惯地用左手摸着眉毛，在陈文雄的脸上呆呆地望了一会儿，就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反而平静下来了。他说：“好吧。如果你们都已经决定走这步棋，那就提到委员会上作最后的讨论吧。对于你们这个问题，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七、八次了。”陈文雄垂着头说：“但是如果委员会做出了不符合大家愿望的决定，请苏大哥你另外派人去解释。我解释不了。我这个罢工工人代表反正是要辞职了！”苏兆征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用力抓住他的肩膀，勉励他道：“不要紧，老陈，为难什么呢？罢工总是这样子的：越到后来越困难，越困难，就越接近胜利。你们如果有好条件，先复工就是胜利，有什么不好？香港的工友是说得清楚的，不会误会你们拆台。可是你们也不要投降。如果向帝国主义投降，那就是分裂，那就会成为广州工友历史上的瑕疵！”
他们在工人住房里谈论，大厅上靠东南角也有几个人在一面吃饭，一面谈论。这一桌人离苏兆征和陈文雄谈话的房间不远，坐着八个位子。他们是香港海员麦荣，香港电车工人何锦成，香港洋务女工章虾，沙面洋务女工黄群，香港印刷工人古滔，沙面洋务工人洪伟，游艺部的干事周炳，和另外一个不知姓名的工人，看来也像是香港回来的。先是麦荣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道：“喂，老朋友，我刚才听见别人讲，沙面的工友要单独复工了。黄群，你怎么说？洪伟，你又怎么说？”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大家都乱哄哄地骚动起来，连附近几张桌子的人听见了，都连忙走过来打听，并且大声叫骂。一时情况非常恶劣。香港印刷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