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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他们想遍了亲戚朋友,都没有合于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馆去开房间,又觉着不妥当。想找间空屋破庙,倒也不难,只是叫人撞见了反为不美。想来想去,还不如租一只小艇子在珠江上过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们就雇了一只小艇,讲明六毫钱过夜。三个人上船之后,叫把船从珠江北岸摇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堑口附近湾泊。他们上岸,找一间叫做“二厘馆”的那种炒粉馆喝过茶,吃过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只有周榕一个人睡不着。他靠着船篷的窗口坐着,望着面前的迷蒙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静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过,只听见十分细碎的脚步声。在笨重的黑夜的掩盖之下,一点也看不清她的颜容。远处,西濠口的灯光像大火燃烧一般地明亮。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他嗅着那一股又腥又咸的凉风,仿佛有人血的味道,不觉用手捂住脸孔,唉地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对她说了。她听了之后,义愤填膺地说:
“你们别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蒋介石这样的坏心肠,我可看不上眼!一个人不讲天理良心,看他当堂就会得到报应。不要紧,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你们只管对人说我是你们的干娘,包管你们没事儿。那姓蒋的也不会长久的,等他倒了台,你们再回家不迟!”
从此之后,他们就躲藏在这芳村冼大妈的竹寮里。白天,看看书,看看报,下下棋,喝喝酒。晚上,周金和周榕就出去活动,经常搞到深夜才回来。他们把周炳留在家里,不让他出去,他只好整夜整夜地跟着冼大妈东拉西扯,聊天过日子。冼大妈听得多了,也就慢慢明白。后来,她不单给她这几个干儿子买东西,洗衣服,也逐渐给他们送信,传消息,和他们的朋友都相热了。有一天,冼大妈从区苏那里带回来一个口信,说陈文娣要在五月四日那一天跟何守仁结婚,周炳叫她千万莫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榕,又把陈文娣和他二哥的关系,陈文婷和自己的交情一五一十都对冼大妈说了,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点支持和安慰。但是冼大妈吐了一口唾沫说:“呸!我守寡二十多年还没嫁,他男人还活着倒嫁了。这样人家的姑娘有什么好希罕的?你那个表妹,依我说,万万要不得!”这真是把周炳弄得心乱如麻。他本来悄悄写下一封信,准备寄给陈文婷,约她到西堤“大新公司”会一会面,听见冼大妈这么一说,又不寄了。时局一天比一天坏。那些传说广州就要暴动的消息看来总不能证实。说海、陆丰农民已经暴动起来,已经夺取了县城,并且已经成立了人民政府,又不知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吧,海、陆丰离广州多远哪,”他想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广州呢?”可是那些讨厌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多。不是说某某人被枪毙了,就说是某某人失踪了,某某人逃走了。周炳看得出来,他大哥跟二哥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一天比一天沉重,后来简直整天整夜地躺着,既不看书、下棋,也不出去活动,最后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他问他们,他们什么也不说;他要出去看看,他们又不允许。这一下,把周炳急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他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得开交。最后,他把写给陈文婷的那封信拿给大哥、二哥看。周榕看了,只是平静地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她不会跟你见面的。”周金却暴躁如雷地跳起来骂道:“给她写信?约她见面?你想想看,她家有的是买办、奸细、卖国贼、忘恩负义之徒,哪里有过一个好人!”周炳觉着无话可说,把信又收了起来。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早上,时局更加紧张,情况更加危险,周金、周榕都出去了,剩下周炳一个人在家,再也沉不住气。他先拿出区桃的小照片看了那么一个钟头,然后珍重地把那小照片放进表袋里,觉着浑身都不自在。他走到竹寮大门旁边,大门从里边闩着。他从门缝里朝外边窥探,看见外面那一片菜地上,如今正种着黄瓜,瓜蔓缠在竹架上,正拚命地往上攀。上面是热烈的太阳,是广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春风,——那春风,掠过瓜棚,把一股清香,微带苦味儿的清香从门缝里吹进来,闻得人心清肺润,十分舒服。他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光明的前途,幸福的预感,紧张的生活,——毁了!东园,南关,西门,三家巷,许多的好朋友,最心爱、最心爱的舞台,——没了!我自己把自己拴在这竹寮里,唉,孤独呵!苦闷呵!寂寞无聊呵!我如果像那一片云,那一只相思鸟,那一只小蝴蝶,出去飞一下,多好!”但是他又立刻回答自己道:“不行,不行,哥哥们不叫出去!”于是他只好拿起周金的生切烟包来,卷了一根很粗的烟来抽。他不会抽烟,呛得很厉害,可是他等呛完了,又使劲再抽。
过了一会儿,他的全身筋肉都跳动不停,他实在熬不住了,于是又自言自语道:“这十几二十天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不知道她会多么难过!究竟把我当做活着呢,还是死了呢?留着呢,还是跑了呢?不知道她多少晚上失眠,流了多少眼泪,咬碎了几个绣花枕头!我能够这么忍心,连字条儿都不捎个给她么?陈家没有一个好人,何家也没有一个好人,但是陈文婷、何守礼、胡杏这些,究竟是一些例外!陈文雄的心肠是毒辣的,陈文娣的心肠也是毒辣的,——她今天晚上就另有新欢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了。陈文婷可不一样呀!她在家庭里面也是孤独的,苦闷的,寂寞无聊的。一定是这样!我怎么能够残忍到这般田地,把她甩开不管,让她孤立无援,痛苦难堪,抱怨天下男子无情无义呢!”这样子,他偷偷在信封上贴了邮票,打开竹寮的大门,走上街去,把那封写好了、压下来的信给陈文婷寄去了。
五月四日那天晚上,何家为了何守仁和陈文娣举行婚礼,在有名的西园酒家大排筵席。到的客人之中,有何应元的朋友和同僚,有何守仁的同学和同事,有陈万利和陈文雄的同业,也有陈文娣的同行,再加上何、陈两俯的亲戚世交,简直是古语所谓冠盖云集,洋洋大观,比陈文雄跟周泉结婚时候,那气派和排场,又胜一筹。这些贺客,有坐汽车来的,有坐轿子来的,有坐包车来的;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革履的,有穿中山装、学生装的;堂客有穿旗袍的,有穿长裙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大襟衫、长裤的,也有穿学生衫裙的;有说广东话的,有说外江话的,有说英国话的,还有说法国话的。简直把个“西园”酒家装扮得五光十色,燕啭莺啼。客人都安好座位之后,宴会就开始,一时燕窝、鱼翅、鸭掌、凤肝大盘大碗地捧上来,猜枚饮酒,笑语娇嗔,十分快活。在一个单独的小厅里,新婚夫妇何守仁和陈文娣,陪着陈文雄、李民魁、李民天、杨承辉、陈文英、周泉、陈文婕、陈文婷做一桌。这陈文英大姐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她是刚从她丈夫张子豪的驻地上海归宁回来,昨天才到家的。张子豪最近升了团长,她也就成了团长夫人。她做了祈祷之后,才开始吃菜,一面吃,一面给大家讲上海的风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都羡慕那十里洋场,豪华富丽。陈文雄温文尔雅地问他大姐道:“上海的清党办得好不好?把共产党捏得干净不干净?”陈文英说:“谁爱管你们这些魔鬼的事情?我倒是听过你姐夫说,上海的清党是清得最干净的,比用泻盐清的还要清,说是连一个都没有留下了!”
“连一个都没有留下?”陈文雄很有礼貌地挺起腰杆问,又自己回答:“子豪未免太自豪了!我承认上海人是欺软怕硬的,共党分子尤其如此。大姐夫有兵权在手,事情自然好办。可是,难道说租界也能进去么?”陈文英含糊不清地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陈文雄又指着杨承辉说笑话道:“大姐,还有好笑的呢。不久之前,咱们这位表少爷还大叫共产党万岁,哪里知道连一岁都没有,就完了。”大姐跟李民魁哈哈笑了两声,其余的都没笑,杨承辉风度翩翩地微笑道:
“大表哥,请允许我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你未免太乐观了。共产党怎么就算完了呢?”
李民魁插嘴道:“就算你还数得出一两个,什么大不了的气候是没有的了。这叫做天下事大定矣!”
李民天提醒大家道:“不管怎么说,兄弟阋墙,只能说是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