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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呀，你让我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人对它非难多多。但我要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真凶揪出来，再一对一地制订对策始于抗生素的发明，抗生素所挽救的人数远比传统医学从它娘胎掉下来所挽救的人数还多。但现在抗生素饱受非难，因为它有副作用、有耐药性、还有被医生不正当地滥用。不过这种非难是不公平的，这是生不了儿子怪媒婆，抗生素永远是好东西，你人类不正当地使用，出了问题把责任反扣到了它头上。而且，抗生素因滥用而导致耐药菌的产生最该怪的是谁——中国人！
对于现代医学，中国人给全世界作出的贡献不多，坏事却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抗生素的滥用在中国达到了让老外寒心的地步——如果我是外国人，我会骂娘：妈的，你们中国人一个创新药也整不出来，天天拿外国过了专利期的药方，回到中国添这添那，改改制型，再拿到国家去骗钱，最后去骗老百姓。再好的新药，拿到你中国去，没几年就给弄得耐药菌到处都是。
我说上述话，可能会让很多人不爽，但我一点儿也不媚外，只是怒其（当然包括我自己）不争，哀其懦弱，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些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学学别人是怎么做的。
3。青霉素是什么玩意
二战期间，青霉素所挽救的人数比死于原子弹的人数还多，它是二战绞肉机上插着的一朵温暖人心的鲜花，现在它在临床上还被普遍地运用。青霉素的发现者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人类要将他泡在荣誉的蜜缸中时，只是平静地说：“噢，青霉素，那是我偶然发现的。”
青霉素是什么玩意儿呢？这么说吧，那是细菌之间在相互地黑吃黑中使的一个杀手锏而已。有一种霉菌，它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不停地向周围放出一种毒物，使得它周围的细菌死光光，它好占山为王。聪明的人类呢，当然乐于坐收渔利——把那些霉菌放出的毒物收集起来，再运用到那些被细菌感染的病人身上。
1928年，弗莱明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当细菌学教授，天天在培养葡萄球菌（那是导致化脓性疾病的致病菌之一）。有一天，一个培养皿里长了霉菌，按常理说，这是不应该的，长了霉菌表明培养皿里不小心让杂菌进入了，结果这些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竟然死光光，黑吃黑的结果是霉菌大获全胜。
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发现，就常出自于这些不经意的小差错之间。弗莱明不禁好奇起来，这些霉菌有什么本事杀害别的细菌呢，它这个凶手是怎么当的？结果他终于摸清了这些霉菌的攻击原理，他将其命名为青霉素（盘尼西林是青霉素的音译）。
1929年，弗莱明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结果怎么样？竟然无人理睬！整整十年没人理他！因为化学工艺还是一个难题，青霉素难以提纯，而且化学性质很不稳定，提纯出来后一小会儿就失效了，他无法证明自己的发现。
二战爆发后（不好意思，人类医学的进步绝大多数源于战争，可能是上天要给人类一些补偿），战场上的伤员大多死于伤口化脓感染，澳大利亚籍病理学家弗罗雷（1898～1968）和德国病理学家钱恩（1906～1979）在旧书堆里看到弗莱明的那篇十年没人理的论文，决心将青霉菌提纯稳定，然后大规模生产。当时英国的科学家在德国的空袭中，没日没夜地干，生死不顾地干，每人口袋中却还夹着一支青霉菌菌种，以防英国沦陷他们跑到哪里都可以继续研究。
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科学家了吧？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翻旧书编文章的人，不是一有点小发现就号称全国领先的人，不是老叫嚣着自己天下第一拒绝别人检验的人！
人类自从有了对抗细菌的武器后，曾有一段时间不可一世，抗生素的品种层出不穷，威力也愈加强大。而我们在庆幸拥有如此之多的杀敌利器的同时，也正被另一个难题困扰着，那就是细菌耐药性及抗菌素的滥用。
在人类与细菌的斗争中，目前人类似乎占了上风，但细菌生命力极强，进化使它们中的一部分菌产生了抵抗抗菌素的本领。人类与细菌之间是性命攸关的斗争，交战双方为了生存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对于抗生素的运用，我想我们还是把决定权交给专业的医师吧，不具备专业知识就道听途说地服用抗生素，不仅对自己的健康没好处，而且也容易让细菌产生耐药性。我们只需知道：如果医生说你身体哪里可能感染细菌了，你最好记牢一句话：细菌培养，药敏试验！
4。如何把干坏事的细菌揪出来
如果当官的可以分为腐败的和不腐败的，如果男的可以分为花心的和不花心的，如果女士可以分为爱慕虚荣的和不爱虚荣的，那么细菌便可以分为革兰氏染色阳性的（G＋）和革兰氏染色阴性的（G…）。而如果有个细菌长得瘦瘦长长，我们就叫它杆菌（如结核杆菌、大肠杆菌）；如果它长得跟圆滚滚的武大郎似的，我们叫它球菌；如果这些圆圆滚滚的家伙聚在一起，跟葡萄一个样，我们叫它葡萄球菌；如果这些圆圆滚滚的家伙排成一排，像链子似的，我们叫它链球菌。
我们把它们这样分类，一是好玩（当年的列文·虎克在他的简易显微镜下，像上帝窥视到他的子民在考试作弊一般，看到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就这样给它们命名）；二是临床也用得着，特别是分革兰氏染色阳性和革兰氏染色阴性（就是细菌如果能被一种“染料”染上色，就是阳性，染不上色，就是阴性），一些抗菌素能对革兰氏染色阳性（G＋）有效，一些则对革兰氏染色阴性（G…）有效。如青霉素类抗菌素对革兰氏染色阳性（G＋）的细菌管用，喹诺酮类的抗菌素对革兰氏染色阴性的（G…）奏效，头孢三代则大檐帽高高翘，两头通吃。然后还有一些经验性的东西是：外伤伤口感染的一般是革兰氏染色阳性（G＋）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干的好事，尿道和肠道感染的一般是革兰氏染色阴性（G…）的杆菌干的坏事等等。而肺部感染，管它什么感染，很大一部分是细菌干的好事，这是经验，但不是我的经验，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我是这么听的，干活时也是这么干的。
5。撞大运的主任医生
通常呼吸科如果说哪个主任很神，往往这样形容，别人输了一个月的药，炎症控制不下来，他一来，换了一个药，烧立马就退了下来。病人是这么想的：要是我早日落到这主任手里，那病就不会拖这么久了；那主任是这么想的：我简直太有才了！原来的主管医生会想：靠！筐里就三个苹果，我摸了两个坏的，傻子去摸也能把最后那个好的给摸出来！
6。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
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允许我们尽量地想办法把干坏事的细菌给揪出来，验明正身（细菌培养），然后分别给细菌喝不同的毒药（抗生素），看哪种药让它死得最快（药敏试验）。
来看一下我所知道的国内顶级感染科的工作流程：较重的感染病人一入院，在用抗生素之前一般会进行细菌培养，否则会严重影响培养结果。然后先经验用药（因为做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一般需要三到四天时间），待结果出来后，再根据检查结果用药！
当然，一般的简单感染经验用药就能有效果，可以不用这么麻烦，而且有些感染想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有些困难（如深部肺部感染）。但我们脑子里应该有根弦，能做这个检查最好别错过，现代的医学技术允许你不用猜，允许你最准确地找到证据，你为什么不干呢？
或许你可以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他经验丰富，一猜一个准，但如果哪天他正经历一次初恋还加上失恋呢？经验很重要，但结果能铁板钉钉，还是不要去相信一个失恋的老专家吧！
我写这么多，并不想让你以为说得肺炎了，自己应该怎样诊断和治疗。不是，我不能干这样的事，一是我不能让你和我抢饭碗；而更重要的是，这是需要专业技能的事，诊断和治疗上远比我这么轻轻松松地跟你闹着玩复杂得多，也严肃得多（关乎生命）。决定权交给医生，但我希望你知道大概的原理是什么，怎样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我想对你说的是：如果你得了感染性疾病，而且还挺复杂、病也很重，那一定要尽可能地到有条件的医院去，做细菌培养，药敏试验！
再大发议论一下：我所知道的抗菌素类滥用情况，中国是最严重的。而在欧美医学发达国家，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几乎是常规性的技术，如果细菌培养呈阴性，那么就没有细菌感染的证据，抗生素一般是不用的；如果细菌培养出来了，那么就做药敏试验，看哪种药最管用，用对药，疗程够，就能避免细菌耐药情况的出现。在中国则不是如此，一是医疗条件的限制，二是有些医生以为自己是神医，经验丰富，一猜一个准！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如出于某种原因（你可能知道，我更知道，但别问我），某个医生只愿意用某些药，即便药敏试验表明用别的药奏效，他也坚持不用，可见其中的猫腻。
第七章免疫系统
一、“美好的愈创臭”与皮肤（1）
1。一万个盖仑也抵不过一个琴纳
古罗马的盖仑当然是伟大的人物，尽管我动不动举他为例骂那些只知一味崇古的老顽固，但平心而论，医生当到他那份上，连天才这个词都不够格来称誉他。还有一个人物，叫爱德华·琴纳（1794～1823），拿破仑曾说：“啊！是琴纳吗？对他的请求是不能拒绝的！”事情起因是琴纳写信给拿破仑，请求他放了几个在战争中被拘留在法国的英国人，拿破仑说你谁呀你，让我放我就放？当然不干！约瑟芬皇后瞅了一眼信的落款，呦，是琴纳！就跟拿破仑说：“这面子不给不大好吧？”
连拿破仑都得给琴纳面子，但死了1500年的盖伦依旧跳出来刁难他。琴纳到底是谁呢？牛痘接种法的发明者，他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