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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振主张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权力的魔杖可以抵挡一切。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军士已有人饿死，到了大同（山西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再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北京昌平）四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拉追兵已至。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邝野请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坚持迅速撤退，王振诡骂说：“军国大事，你懂甚么？”把邝野逐出营帐。既而瓦拉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时才发现他的权力魔杖失灵，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但仍挡不住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被瓦拉生擒。
土木堡消息传到北京，明政府大乱。有人主张把沿边军队全部撤回保卫首都，有人主张迁都南京。高级官员的眷属和富商，纷纷逃走。幸而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是一个英明亲王（明王朝二十任皇帝中，唯一杰出的君主），他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坐上宝座，用以堵塞瓦拉的勒索。又任命于谦当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积极整顿已腐烂透了的武装部队，刷新政治，全国转呈新兴气象。
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把朱祁镇活捉，高兴了一阵之后，简直不知道如何运用和如何处置才好。不过挟持着他沿边攻击，勒索一点财物。但后来直抵北京城下，被于谦击败，就改变主意，于土木之役的明年（一四五一），跟中国和解，接受巨额赎金，把朱祁镇释放。
也先接着把蒙古大汗脱脱不花杀掉，而且称蒙古大汗，沉湎在从中国得来的女色和美酒之中。一四五四年，被部将阿拉刺死。蒙古诸部落乘机反攻，瓦拉部落崩溃，向西星散逃走，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直到二百年后的十七世纪，才以分裂的“四卫拉特”局面，再跟中国接触，而终于被中国征服。
朱祁镇在瓦拉手中时，曾向前往探望他的明政府使节教育部副部长（礼部侍郎）李实，痛哭流涕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政府，我回去后，只求作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李实问他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说：“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摘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然而，这只是赌徒失败后乞求同情的话，他内心的想法并不如此。朱祁镇被赎回之后，对他弟弟朱祁钰没有马上把宝座还给他，大大不满。他积极地谋求复辟，一些野心家也准备把赌注下在他身上。
从这个观点，研究十二世纪宋王朝南迁后的局势，可以发现，赵构拒绝他哥哥赵桓回国，有充分的理由。没有人能保证赵桓回国后不像朱祁镇一样，发动政变。
这是专制政体的另一个死结，无法解开。
一四五七年，朱祁钰病危，没有儿子，举朝感到将发生继承问题。宦官曹吉祥和监察部副部长（副都御史）徐有贞，集结私人部队和家丁，拥立朱祁镇。于黎明时分，夺取宫门，升殿复位。等到早朝，全体文武官员才发现坐在金銮殿上的已不是弟弟朱祁钰，而是故主朱祁镇。朱祁钰在病榻上听到消息，一惊而逝。
朱祁镇在这场戏剧化的政变中，担任使人失笑的急吼吼角色，因为他即令坐着不动，朱祁钰死后，既没有儿子，帝位仍会转到他。大概他自己也发现这种情况，为了表示他的夺位有其必要，所以指控于谦和宰相（大学士）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迎立远在襄阳（湖北襄樊）的朱厚囗亲王的儿子入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途下诏狱。可是逮捕之后，专用来召唤亲王人京的金牌，立即被发现仍在皇太后宫中，证明根本没有此事。而自土木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所以很多人申诉营救。但徐有贞跟于谦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镇说：
“不杀于谦，我们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顺。”最高审判法庭（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图”二字，定二人的罪名为“意图迎立藩王”，判决死刑。王文仍据理分辩，于谦叹息说：“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法庭问题，千言万语，又有何用。”二人同被处斩，家产抄没。
——这是自十二世纪岳飞死后，第二位名将死于冤狱，相距三百年。于谦行刑之日，北京天气骤变阴霾，街巷到处听到哭泣。民间传说，于谦是岳飞转生，再来世上，为国家抵抗北方蛮族。
朱祁镇并没有在他所受的灾难中，接受任何教训，他的智力商数不允许他如此。
他复位后竟然仍思念王振，特地雕刻一个王振木像，招魂安葬。
——朱祁镇对王振这种反应，除了显示朱祁镇冥顽不灵的性格外，实在找不出其他解释。
七 断头政治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
朱祁镇逝世后，儿子朱见深继位，信任宦官汪直。还特地创立“西厂”，命汪直主持。诏狱系统除了锦衣卫、东厂之外，又多了一个西厂。秘密警察布满每一个角落，朱见深躲在深宫之中，靠着这一批耳目爪牙，统治他所统治下的帝国。宰相商辂向朱见深指出，这种作法，并不能帮助安定秩序，反而会激起反抗，动摇国家基础。朱见深大怒说：“一个小小宦官，怎么会危害国家？”
——朱见深的话使人回忆九世纪时唐王朝皇帝李纯的话：“宦官不过是家奴。”
他们对问题的反应，如出一辙。
反对宦官的固然有人，但谄媚宦官的摇尾系统，也正式建立，王佑不过口头上说说，而监察部委员（御史）王亿，却上奏章给皇帝，颂扬江直所主持的西厂，对治安有极大的贡献，他说：“汪直所作所为，不仅可以为今日法，并且可以为万世法。”当奏章传出时，若干人要唾王亿的脸，但他立即被擢升为湖广省（湖南·湖北）高等法院副院长（按察副使）。
从此，道德水准较低的人，官位越高。而官位越高的人，道德水准也越低。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于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
朱见深的儿子朱佑樘，是头脑比较清楚的一位皇帝，而以不任用宦官闻名于世。
但当宦官之一的李广死后，朱佑樘查看他家中账簿时，见有“某官送黄米几百石”、“某官送白米几百石”的记载，困惑说：“李广能吃多少米？”左右告诉他，黄米指黄金，白米指白银，全是贿款。
王佑、王亿之类的无耻之徒，在宰相阶层中，也开始出现。宰相万安完全靠进献春药秘方，被擢升为首相（华盖殿大学士）。朱见深死后，朱佑樘在一个小箱子里，找到这些秘方，每张秘方上都署名“臣万安进”，以便皇帝在淫乐中思念他的忠心。朱佑樘责备他说：“这是宰相应该做的事吗？”教万安辞职，但万安婉转哀求，不肯提出辞呈。以致朱佑樘不得不下令把他免官。另一位宰相（大学士）刘吉，是宦官汪直的摇尾系统中最得意的一员，贪污狼藉，屡被弹劾，但每被弹劾一次，他却一定升官一次，世人称他为“刘棉花”，意思是越弹越起。一直到汪直下台，他才跟着下台。
中央政府腐败，促使地方政府加倍腐败，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必须更加贪污才能有充分的财物行贿，以保持自己的职位和再图升迁。而明王朝另有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介于官员与平民之间，即退休的官员和没有官职的秀才、举人、进士，以及在职官员的家属亲戚，他们被称为“乡绅”，在社会上构成一个新型的恶霸集团，跟地方政府官员结合，欺压平民，尤其欺压佃农。佃农贫苦已极，常因无力缴纳粮租，而被乡绅缚送到县政府打问——打问，是官员对平民的廷杖，官员只要看到乡绅的名片，即行动刑。
贪官和乡绅，像两条毒蛇缠在人民身上，任何合法的手段，都不能摆脱。于是，抗暴革命遂跟明王朝同在。本世纪（十五）若干重要民变，我们用下表列出，它们都是大规模的流血抗暴，使中央政府为之震动：
唐赛儿是佛教的女传教士，她失败后，像被地球吞没了似的无影无踪。明政府疑心她逃到庙庵里伪装尼姑，就把山东、北直隶（河北省）两省所有的尼姑，数万人之多，全部逮捕，送到北京审讯。在酷刑下，她们的遭遇使人颤抖，但唐赛儿不能查获。邓茂七是一个佃农，在那个时代，佃农必须把粮租送到乡绅（乡绅和地主是一体的）家里，乡绅总百般挑剔虐待。邓茂七联络各地佃农，声明没有义务送粮上门，要乡绅自己下乡收取。乡绅立即通知政府，政府官员立即派兵镇压，邓茂七遂武装反抗。恰巧福建省省长（左布政使）宋彰，跟唐王朝末年的“债师”一样，是一个同样性质的“债官”。他用借贷来的巨款贿赂宦官王振，才得到这个肥沃的高位，到任之后，急于偿清债务，用最凶暴的手段，无所不为。人民不堪忍受，尤溪县矿工蒋福成首先发难，领导工人暴动。邓茂七跟蒋福成结合，声势浩大，最后当然失败，但也给贪污官员一个血的回报。不过终局最悲惨的还是李胡子一役，郧阳（湖北郧县）一带，荒山相连，农民自从上世纪（十四）便在山中屯垦，聚集九十余万人，有的已传了三代。李胡子领导据隆抗暴时，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参加。可是，等到李胡子失败，剿匪司令官（都御史）项忠却下令作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九十余万人，全部死于刀下，妇女儿童尸体，填满山谷。项忠还树立石碑，歌颂自己功德，世人沉痛地称它为“坠泪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