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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务总理）卢象升，率军增援北京。朱由检问他的意见，希望听到主和的建议，但卢象升正色说：“我主战。”
朱由检只好默不作声。卢象升是一个主战派的典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就在这一战役阵亡。但他的政治见解——明明战不胜而偏要战，却严重的伤害了他所效忠的国家和政府。
皇太极终于把明王朝的锦州、松山先后夺取，并且在松山生擒了明军总司令（蓟辽总督）洪承畴。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辽宁兴城）一个据点。朱由检命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陈新甲加速跟清政府接触，经过无数次往返，已进入可行的阶段。可是陈新甲粗心大意，竟把这种极机密的文件，随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助手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刊入政府公报（邸抄），于是，立即引起空前庞大的政治风暴，全体官员誓言跟通敌卖国的汉奸不共戴天。朱由检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而且也痛恨陈新甲不能保密，陈新甲遂被处斩，和谈也跟着停止。
依当时的情况，和解是使明王朝得救的唯一机会。如果能像十一世纪宋帝国跟辽帝国那样和解成功，明王朝即可减轻人民的赋税，再把抗清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它可能不致覆亡，至少可能使覆亡后延。
现在，和解的主持人被杀，皇太极由失望而愤怒。他再作第五次入塞，明政府已无丝毫力量阻挡。
五 朱由校与魏忠贤自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到一六四四年他的孙儿攻进北京，二十八年间，明政府不但不能发愤振作。反而更加速溃烂。
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的断头政治，继续如故，但他总算在萨尔浒战役的次年（一六二○）逝世。他死后，三十四岁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在位只三十天，一病而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
在朱诩钧死时，宰相们利用遗诏方式，下令取消矿监、税监等等宦官系统机构，全国人民再一次松一口气。然而，这口气又是松的太早，朱祁镇跟王振、朱厚照跟刘瑾的政治形态，第三次出现，这一次由十六岁的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跟他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宦官魏忠贤担任主角。
朱诩钧在位的末年，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出现了被称为“东林党”的团体。这件事要追溯到上世纪（十六）九十年代，内政部长（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迫辞职，他的部下文官司司长（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挽留，朱诩钧索性连顾宪成也一并免职。顾宪成回到他的故乡无锡（江苏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讲学时，经常批评现实政治，他们虽不敢攻击皇帝，但敢攻击宰相。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他们在没有权力时，固然反对当权份子，但他们中间一旦有人当了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不同党为标准。不久，被他们所排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也结成一个阵营，跟他们对抗。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壁垒分明。
魏忠贤是在跟他的政敌，另一位宦官王安斗争中，取得胜利，夺到大权的。因为东林党支持王安的缘故、魏忠贤早就存心报复。而反东林人士为了打击东林，遂跟魏忠贤结合，东林人士就称他们这个新结合的团体为阉党。阉，一种割掉畜牲生殖器的手术。这个称呼包含极端的轻蔑，但却十分恰当，因为他们的领袖魏忠贤确是被阉割过的人物。
魏忠贤的阉党比王振、刘瑾的摇尾系统，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特别有权势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是核心的核心，全属智囊人物，以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教育部氏（礼部尚书）田吉为次。五彪是第二圈的核心，全属镇压反对派的打手，以首都治安司令官（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军法处长（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司事）许显纯为次。至于地位崇高的宰相顾秉谦、魏广征之辈，不过是外围份子，还跨不进核心。其他的“狗”“孩儿”“孙”之类，更等而下之。
顾名思义，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什么东西。魏忠贤手中有两份阉党提供的名单，一份是“奸党邪人”，指东林党以及反对阉党的人物，一份是“为国正人”，全属阉党和摇尾系统。前者供魏忠贤打击，后者供魏忠贤擢升。
魏忠贤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最先开刀的便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并借熊廷弼把反对派一网打尽。不过所异于过去的是，魏忠贤所扣下的帽子不是“谋反”）而是“贪污”。魏忠贤宣称那些为熊廷弼呼冤的官员，全都接受了熊廷弼的重贿。于是，包括监察部长（左都御史）杨涟，评议部主任委员（都给事中）魏大中，大批被指为东林党的中央地方官员，都被逮入诏狱（就是五彪之一许显纯所主持的军法处——北镇抚司）。在酷刑之下，他们只好承认受贿。
他们所以承认，一则是受不了拷打，一则也希望承认了之后，能由诏狱移送到政府的正式司法系统（三法司），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但他们承认后，阉党并不移送，而就在诏狱中追赃，每三天拷打一次，他们缴不出天文数字的赃款，结果仍惨死在拷打之下。
——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事实上凡是捕入诏狱的人，不承认罪名也不能摆脱死亡，而且死得更惨。
即令移送政府司法机关，结局也是一样，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薛贞的话可作为说明，薛贞是魏忠贤的“十狗”之一，正力求晋升高一级的“五彪”阶层。他训示扬州（江苏扬州）行政长官（知府）刘铎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前途（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什么相干？”
阉党一面血腥镇压，一面发动一项歌功颂德的专案作业，命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祠堂。祠堂本是拜祭死人的场所，但摇尾系流却在魏忠贤还活着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魏忠贤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
发明这种新型摇尾形式的，是高级官员之一的浙江军区司令官（浙江巡抚）潘汝祯，于一六二六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跟进，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当欧洲人疯狂地向亚洲、美洲侵略，后金汗国疯狂地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狂地涌起之时，明政府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疯狂地谄媚不过，魏忠贤不像第二次宦官时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终没有取得军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就在发动建立生祠运动的次年（一六二七），他的权力魔杖朱由校突然逝世，朱由校没有儿子，由他十九岁的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魏忠贤跟着从高峰跌下来。
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经足够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六 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朱由检坐上宝座后，对人人切齿的阉党加以清算，魏忠贤和他圈圈里的人物，先后自杀或被杀，生祠也被拆掉。但朱由检虽有力量铲除阉党，却没有力量应付迎面而来的两项威胁。一项是新兴的像巨魔一样的后金汗国，我们前面所叙述的五次入塞挖心战术，就是在朱由检即位后的第三年（一六二九）开始的。另一项是民变更加严重，武装群众像野火一样，燎原并起，他们粉碎一切旧有的社会秩序，向四方蔓延。
朱由检坐上宝座的当年（一六二七年），整个北中国发生可怕的蝗灾和旱灾。
普通情况是，水灾的面积比较小，而旱灾一旦形成，即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旱灾必然引起蝗灾。灾难于是扩张到旱灾以外地区，使千里之外的青青麦禾，数天之内，被吃个精光。我们在下面引用一段评议部委员（给事中）马懋才给朱由检上的奏章，代作说明：
我是陕西省安塞县人，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常说“父亲遗弃儿子，丈夫出卖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饥。然而所形容的距事实仍远。我的家乡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没有落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虽然勉强也算作谷物，实际上跟糠皮一样，味道苦涩，吃了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只有剥树皮来吃，所有树皮中唯榆树皮最为上等，但仍要混杂其他树皮同吃，也不过稍稍延缓死亡。到了年终，树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石块冷硬，其味腥涩。只一点点，即可吃饱。但数天之后，因不能消化，就腹部发胀，无法大便，下堕而死。一些不甘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他们知道当强盗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们与其坐着等死，宁愿当强盗犯法被处死，即令当鬼，也愿当一个饱死鬼。最可怜的是，在安塞城西一带地方，每天必有一两个婴儿或幼童被遗弃在那里，哀号呼唤爸爸妈妈。在力竭肚饿时，就拣吃地上的粪便。到明天，全都饿死。更可怕的，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可是吃人肉的人也不能维持残生，他们用不到几天，就头部肿胀，浑身燥热而死。
（奏章中所称的“石块”、“白石”，就是乡民们所称的“观音石”、“观音土”，产于黄河中游两岸地区，用水煮沸，可溶化为浆糊状态，吃下去可以压制暂时的饥饿。但不久就在胃肠中凝固，还原为石块，使人堕胀而死。）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隐约的听到那些被遗弃在荒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