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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足以证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人类毕竟是很有益的）；假定虽然没有炼铁厂和制造厂，耕种的工具已由天上掉到野蛮人手里；假定这些人已经克服了他们所普遍具有的、对于继续不断的劳动无比的厌恶；假定他们已经学会很早就预见到他们的需要；假定他们已经猜想出应该怎样耕种土地、播散种籽、栽植树木；假定他们已经发明了磨麦和酿酒的技术（所有这些事情，想必是神明教会了他们的，因为很难想象人类最初自己怎么能学会这些技术），即便是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耕耘的收获会被第一个无意中走来、看中这些收获的人或野兽抢走，试问，谁还会那么愚蠢，肯于自寻苦恼从事耕耘呢？尤其是当他们准知道他们劳动的成果越为他们所需要反而越不会得到的时候，试问，谁还肯终生从事于艰苦的劳动呢？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土地还没有被分配，也就是说，自然状态还没有消灭以前，如何能使人乐于耕种土地呢？
倘若我们假定野蛮人在思维艺术上已达到现代哲学家们所说的那种巧妙程度，倘若我们也仿效哲学家们的榜样，把野蛮人也看成是一个哲学家，能够独自发现最崇高的真理，并且能够通过一系列很抽象的推理，从对宇宙秩序的热爱中，或从造物主所显示出的意旨中，创造出正义和理性的格言；总之，倘若我们假定野蛮人在精神方面已具有那样的聪明和智慧，而实际上，我们却发现他是迟钝而愚蠢的，那么，人类从这种不能彼此传授并随发明者的死亡而消失的全部形而上学中能得到什么益处呢？散处在森林里并杂居于群兽之中的人类能有什么进步呢？没有一定住所，谁也不需要谁，一生之中彼此也许遇不上两次，互不相识，互不交谈的人们，他们能够自我完善化和相互启发到什么程度呢？
试想一想，有多少观念的产生应归功于语言的使用，而语法对于锻炼和促进精神活动又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试想一想最初发明语言所应经历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及所应花费的无限时间。请把这些考虑和上面的种种考虑加在一起，便可以判断，要在人的头脑中陆续发展他所能从事的这些精神活动，曾经需要经历几千百个世纪呢？
请允许我用少许时间来考虑语言起源上的一些难题，我想，在这里引证或重述一下孔狄亚克神父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研究就够了。这些研究不但完全证实了我的意见，也许还启发了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观念。但是从这位哲学家解决他在设定符号的起源问题上给自己提出的难题时所采用的方法看来，说明他是把我认为成问题的东西当作了前提，即：在创立语言的人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社会，因此，我认为在引用他的意见时，应当附加上我的意见①，以便把同样的难题从适合于我的主题的角度来加以说明。首先呈现出的难题，是想象语言怎么会成为必要的。因为，人与人之间既然没有任何来往，也没有任何来往的需要，则语言的发明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就无法设想这种发明的必要，也无法设想这种发明的可能。我很可以象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语言是在父母子女之间家庭生活的日常接触中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不但丝毫不能解决我们的疑难，而且还会和那些把在社会中所获得的观念硬搬到自然状态上去的人们犯了同样错误。他们总以为一个家庭聚集在一个共同住所里，家庭成员们彼此间保持着一种同我们现在一样的亲密而永久的结合，是由许多共同利益把他们结合起来的。其实在原始状态中，既没有住宅，也没有茅屋，又没有任何种类的财产，每个人随便住在一个地方，而且往往只住一夜。男女两性的结合也是偶然的，或因巧遇，或因机缘，或因意愿关系，并不需要语言作为他们彼此间表达意思的工具。他们的分离也是同样很容易的〔十二〕。母亲哺乳幼儿，起初只是为了她自己生理上的需要，后来由于习惯使她觉得小孩可爱，她才为了小孩的需要而喂养他们。但是，孩子一旦有了自己寻找食物的能力，就毫不迟疑地离开母亲；而且，他们除了永不失散，谁也看得见谁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保持互相认识的方法，因此他们往往会很快就互不相识了。此外，我们还应当指明，小孩要向人表达他的许多需要，因此他想向母亲说的事情比母亲想向他说的还要多。对于发明语言尽最大努力的应当是小孩，并且他所使用的语言，大部分应当是出自他自己的创造。这样，语言的种类势必随着以语言来表达意思的人数而增多，加以飘泊不定的生活，使得任何用语都没有机会固定下来，更助长了这种情况的发展。如果说是母亲教导小孩学语，使他用来向她要这件或那件东西，这种说法固然足以说明人们怎样教那已经形成了的语言，却丝毫不能说明语言是怎样形成的。
假定这第一个疑难已经解决了，让我们暂且跨过介于纯粹的自然状态与语言的需要之间的漫长时间；并让我们在假定语言是必要的这一前提下〔十三〕来研究语言如何能够开始建立起来。这是比前一难题更不易解决的难题。因为，如果说人们为了学习思维而需要语言，那末，他们为了发明语言的艺术则更需要先知道如何思维。而且纵然我们可以理解声音的音响是怎样被用作传达我们观念的约定工具，我们仍须进一步探讨，当初对于那些不以感性实物为对象、既不能用手势又不能用声音表示出来的观念，又将约定什么样的工具来传达呢？关于这种传达思想和建立精神联系的艺术的诞生，我们几乎不能作出一些可以说得过去的猜测。语言这一崇高的艺术距离它的起源已经那么远，可是哲学家们还在一个离其完善化如此不可思议的距离来研究它，因而，没有一个这样大胆的人敢于断言这一艺术怎么会终于达到了它完善化的境地，纵使由于时间而必然引起的变革对于这一艺术可能不发生任何影响；纵使学者们能够捐弃他们的一切偏见，或者不再主张他们的那些偏见；纵使学术界能够毫不间断地从事这个棘手问题的研究达数世纪之久，恐怕也没有人敢作这种断言。
人类最初的语言，也就是说，在人类还没有必要用语言来劝诱群居的人们以前，所使用的最普遍的、最有力的、唯一的语言，就是自然的呼声。因为它是在紧急情况之下，由于一种本能而发出来的，它的用途不过是在大的危险中求人救助、或在剧烈疼痛中希望减轻痛苦，所以在比较有节制的情感支配着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常常使用这种呼声。当人类的观念逐渐扩展和增多时，并且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来往时，他们便想制定更多的符号和一种更广泛的语言。他们增多了声音的抑扬，并且加上了手势。手势按它的性质来说，有较强的表现力，而它的意义也不大需要预先规定。于是他们用手势来表示那些可以看得见和可以移动的东西，用模拟的声音来表示那些听得见的东西。但是手势除表示眼前的和容易描绘的东西以及看得见的动作以外，几乎不能表示其他事物；光线不足或中间有什么东西阻隔就可以使它失去效用，而且手势与其说是引起注意的，不如说是要求注意的，所以不能普遍地使用；人们终于设法用声音的音节来代替手势，这些音节虽然同某些观念并没有同一的关系，但它们却更适于作为制定的符号来代表所有这些观念。不过这种代替，只有通过全体一致的同意才能成立，这对于那些粗糙的器官还没有经过什么练习的人们来说，是很难实行的②。这种代替，其本身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要获得一致同意就必须说明理由，那么，在制定语言的时候，语言的使用似乎是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了。我们可以这样推断，人们最初所使用的词，比语言已经形成后人们所使用的词，在他们的心灵中意义要广泛得多。而且最初他们不晓得把词句的各个构成部分加以区分，所以赋予每一个词以一整个词句的意义。当他们开始把主词和宾词分开、动词和名词分开的时候，那已是非凡的天才的努力。名词最初只是一些专门名词，原形动词的现在时态，是动词的唯一时态。关于形容词的概念，其发展必定经过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形容词，都是一些抽象的词，而对事物加以抽象，是困难而不大自然的活动。
最初每个物体，只取得一个特有的名称，不管属性和种类，因为属性和种类是最初创立名词的人所不能区分的；而所有的个体，都孤立地照着它在自然景象里的样子反映在他们头脑中。如果一棵橡树叫作甲，另一棵就叫作乙，因为人们由两件东西所得到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它们并不是同一的；人们常常需要很多的时间才能观察出它们的共同点。因此，人们的认识越具有局限性，字暋就越庞杂。这种分类命名的困难是不易解除的，因为要把万物归纳起来给它们定一个代表种类的共同名称，需要认识事物的共同属性和彼此间的区别，需要一些观察和定义，也就是说，需要比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有的远为丰富的关于博物学和形而上学的知识。
此外，概括的观念只有借助于词才能输入人的心灵中，而理解概括的观念则必须通过词句。这就是禽兽之所以既不能形成这样的观念，也永远不能获得依存于这种观念的完善化能力的原因之一。当一只猴子毫不犹豫地丢下这一个核桃去摘另一个核桃时，我们能认为它具有这类果实的概括的观念并用这类果实的一般形态来和那两个个别的果实相比吗？当然不能。不过它看见这一个核桃，不免就想起它从另一个核桃所得到过的感觉；它的眼睛因为接受到一定的映象，于是预示它的味觉行将尝到一定的滋味。凡是概括的观念，都是纯理智的；稍一掺上想象，观念马上就变成个别的而不是一般的了。如果你想在头脑中描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