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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讲座与“三一学院”的教授威廉。乔治。克拉克有关，没有他，我们今天就无缘相聚于此，为小说作面面之观。克拉克是约克郡人，生于一八二一年，先在瑟德堡及休鲁士堡受教育，于一八四○年进入“三一学院”，四年后，成为该学院的教员，并在此后将近三十年中以校为家，直到他的健康衰退，死前不久离开学院。他的学术地位虽建立在莎士比亚的研究上，但他出版过两本与莎翁完全无关的著作，这两本书我们必须在此稍作一提。年轻时，他到过西班牙，写了一本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游记，书名叫《Gazpacho》。
Gazpacho是他吃过的一种冷汤名。同时他对置身于安大路西亚的农民中，觉得乐趣盎然；其实，他对一切事物都觉得乐趣盎然。八年后，他利用假期，到希腊去游历，写下了他的第二本书：《伯罗奔尼撒》。这本书比较严肃沉闷，原因是那时候的希腊本来就是个教人那肃然起敬的地方，比西班牙严肃多了。而且当时克拉克不但已成为教士且是公众演说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游伴汤普逊博士是当时“三一学院”的院长——当然不是那种能欣赏冷汤的人。结果，像那种有关骡子及跳蚤意兴之作少了，增加的是对希腊古迹及古战场的凭吊。书中值得称道之点，除了它的识见外，就是它对希腊乡村的特别感情。克拉克也游历过意大利和波兰。
回到他的本行：他先后与哥娄佛、莱特策划出那套巨作《剑桥莎士比亚》。并得莱特之助，出版了《环球莎士比亚》：一本广受欢迎的教科书。他还为阿里士多芬尼斯作品的一个版本收集了许多资料，同时也出版了一些证道辞。但是，在一八六九年，他脱离了圣职。就像他的朋友传记家史提芬、席得威克及那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发现自己无法安于教会。他把还俗的原因写成一本小册子，叫做《英国教会现阶段的危机》。当然，他也辞去了公众演讲人的职位，仅留大学教职。他死时五十七岁，任何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诚挚可亲的学者。克拉克先生是位剑桥人，他不属于整个世界甚或牛津，他所有的那种特质只有在剑桥的学院中才能找到，也唯有你们这些将步他后尘的人才能欣赏那种特质——一种诚笃无缺的精神。根据他的遗嘱，剑桥大学每年为他举办一个讲座，讨论“乔叟以来某一时期或数时期的英国文学”。这就是我们今天得以聚集于此的原因。
向神祈灵已经不时兴了。可是，我仍愿作两个小小的祈祷：一愿少许克拉克的诚笃无缺精神降临在我们之中；二愿他能允许我们稍作旁骛之举——因为我并未严格遵行“某一时期或数时期的英国文学”这个规约。这个规约的内容表面上与实际上都极为开明，但是，不幸我的题材，就是无法与之相合。我将在下面的讨论中说明理由。这似是有点琐碎，然而却是可以引导我们走到一个方便有利之处，我们下星期的讨论就从此处出发。
我们的确需要找到一个有利的立足之处，因为小说的卷帙浩瀚却又犹未定型——没有山头可爬，没有巴奈撒斯山或赫利孔山甚至没有毗斯迦山＇1＇｛巴奈撒斯山与赫利孔山为文学艺术之神阿波罗及九缪司的灵地；毗斯迦山为摩西目睹迦南而死之地。｝。它只是文学上的一块湿地——被成百的小川流灌着，有时且形成一片沼泽。诗人对它掉以青眼，却发现自己偶尔也不得不沾点沼气。而当历史学者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沼泽中去时，其懊恼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了。也许，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应先给小说下个定义。这事不难：谢活利在一本出色的小书中，已经给了它一个定义——如果一个法国批评家不能给英国小说下定义，谁不能？——他说：“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这个定义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我们或可把“某种长度”定为不得少于五万字。任何超过五万字的散文虚构作品，在我这个演讲中，即被称为小说。如果你认为这个定义不够精当，你能想出另外一个来取代它吗？它必须能包含像《天路历程》、《小王子历险记》、《魔笛》、《瘟疫记》、《拉塞勒斯》、《尤利西斯》、《茱莱佳。道伯逊》及《绿色大厦》一类作品。如果不能，必须列出不能的理由。在我们这块湿软的园地中，各部分之间的虚构程度不一。就在近中央的一片草地上，奥斯汀逸然而立，旁边站着爱玛；而萨克雷也搀扶着他的爱斯蒙。可是，没有一句话能把这整块园地描述清楚。我们只能说：它依傍于两座峰峦起伏但并不高峻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一边是历史——而第三边却毗连海洋——我们将在《白鲸记》中遭遇到的海洋。
让我们先讨论规约中“英国文学”一词。所谓“英国文学”，自然是指用英国文字写成的作品，而非指在大西洋以东或赤道以北出版之物。我们并不在乎地理上的差异，那是政治家的事。然而，就此一“英国文学”的范围而言，我们是否就有足够施展余地？我们能否在讨论英国小说时完全忽略其他文字所写成的小说？尤其是法国小说及俄国小说。就影响来说，这一点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我们的作家受欧陆作家的影响甚少。但是有关文学的影响不是我这个讲座的主题，我所要讨论的是英国小说的各个面。然而，我们能否对并行于欧陆的小说面，弃而不论？当然不能。我们必须面对此一事实——即使这个事实教人不甚愉快且有伤爱国心——那就是：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比托尔斯泰更伟大——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曾像他一样那么完整的描绘出人类生存的平凡及高贵面；也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在人类心灵的探讨上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深入；更没有一个小说家对现代意识的分析，比普鲁斯特更成功。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英国诗虽可睥睨一世——质量上都超越他国——但英国小说却难登大雅。在已存的作品中能称登峰造极之作的可说没有。如果我们不敢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就难辞地域主义之饥。
但是，地域主义对小说家而言，并不产生多大的意义，而且，甚至可能成为小说家的力量之源：只有夜郎自大的人及傻子才会对笛福的伦敦色彩或哈代的乡土气息感到不耐。可是，地域主义对于批评家却是大瑕疵。创作者常可偏窄，批评家则万万不可。他不是胸罗万象就是一无所知。虽然小说具有一切创作作品的特权，小说批评则否。在英国小说中，许多小屋常被误作大厦。随便举四个例子：《克兰福》、《密多罗西安之心》、《简爱》、《李察。弗活勒》。我们可就许多自身或地域上的不同理由，给这些书强作解释：《克兰福》闪烁着中部城市地方的诙谐色彩；《密多罗西安之心》是爱丁堡特色人物之描写；《简爱》是一个纤弱及未成熟女子的热切梦想；《李察。弗活勒》流露出农村的诗情画意，而且也充满了典型的机智表现。但是，这四本书都是小屋而非大厦，我们只有把他们放在《战争与和平》的柱廊中或《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圆型拱顶下才能辨认出他们矮小的真面目。
我不打算在此讲座里经常提到外国小说，我也不会以一个外国小说专家自居，因为这与我们的规约不合。可是，在开始讨论之前，我必须强调外国小说的伟大性。可以这么说：我只把它们做为覆罩我们讲题的一个基本荫影，以便最后当我们回顾时，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它的辉煌色彩。
放开“英国小说”这个规约不谈，让我们转向规约中另一行较重要的细则“某一时期或数时期”。这种以时间的发展分成段落以强调影响及派别的观念，也是我这次讲演所不欲采取的。我相信，“Gazpacho”的作者不会责怪我。时间一直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英国小说家：他们不是在浮载万代的时光之流里，漂游而下，瞬息即逝；而是一群坐在一间像大英博物馆那样的圆型阅读室里大家同时创作的人。他们坐在那里，不会想：“我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皇时期；我在安女皇时期；我属于却洛普传统，我是反赫胥黎的。”他们对于手中之笔更为心动。他们是在半催眠状态之中，把自己的悲哀与欢乐形之以笔墨。他们就被这种创作活动所界定。当爱尔顿教授说“自一八四七年后，激情小说已完全变质”时，他们根本不知他所指为何。这就是我们对小说家的新看法——一种不甚完美的看法，但与我们的能力相当；它可以使我们免于蹈入伪学之危。
学术研究是人类获致的最高成就之一。一个人选择了一个有价值的题材，并且将这个题材本身以及有关的一切知识完全纳入脑中，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那时他可随心所欲左右逢源。如果他的题材是小说，他可依照年代阐论之，因为他已尽读四世纪来所有的重要及许多不重要的小说作品。且对并行于英国小说之外的情形具有足够的知识。已故的纳雷爵士——他曾经主持过这个讲座——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纳雷博学广识，所以他能纵横捭阖，放论“影响”。他尽可用年代分段法来列论英国小说。但才学未逮的后学者却必须避免。学者，就像哲学家一样，可以对时间的河道细作探察，他纵不能探察全川，但对流经他身边的河段，或能看清一些事实及特性，并估量其间的关系。如果他的收获对我们就像对他自己一样有价值，人类文明早已不是现在的面目了。他当然是失败了，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不能传授的，真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在今天的听众之中或有一些真正的学者或具有真学者潜能的人，但数目甚少。站在讲台上的我自然不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伪学者。我必须以同情及尊敬之心来探察我们这些伪学者的特性，因为我们属于一个人数众多而又饶有权势的阶层；我们控制着整个帝国的教育；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