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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欲念
车子好不容易才倒出这条叫延寿里的小胡同，上了大街。
在踩油门前的一刹那，方文海情不自禁朝延寿里深深的巷子又瞥了一眼，这才缓缓开走。他对这条古老的巷子太有感情了，提起北河城来，首先进入心眼的就是它。所以当年同表舅和表兄们商量给产品起名字注册商标时，表舅那一方提出了用“祖泉”
命名矿泉水，他则毫不迟疑地提出用“延寿”二字命名公司的果露。那几个台湾小业主儿哪里懂他的良苦用心？只觉得“祖泉”
与“延寿”两个词搭配报和谐而已，就同意
其实，文海只在1975年来这条胡同断断续续地住了半年，但那是他在这城里住得最久的一次，也是最刻骨铭心的半年。儿时随母亲一个月来父亲的学校住上几天，但从来没敢一个人跑进城里来过。前年回乡当了这个总经理，在“绿川”酒店包租了办公室，时常来住住，但那不是家，酒店里没有人的气息。时而与高高低低档次的女人混几次，但仍然没有人的气息。总在来去匆匆忙着，偶尔把车开到大路边上，信步走进这曲曲弯弯的小街巷中在摊上吃几口小吃，看看街景，却又像个游客，浑身的不自在。这座古城在临近的北京那巨大阴影下，早已失去它的任何旅游魅力，因为它的一切都不过是北京的微缩模型而已。当现代化阵阵逼近时，它也在盖高楼，拆胡同，新旧混杂，面目全非，似乎它的新它的旧都不值得局外人不远千里一看。
只有在这儿留下点滴足迹的人才会这样闲逛，那模样和架势一看便知是外人，与周围提篮骑车奔生活的本地人格格不入。这样走木到百十米自己便觉得无聊，于是落荒而逃，钻进汽车中，望着那一圈旧城。
如今的延寿里怎么变得如此破旧肮脏不堪入目？ 才十六七年的工夫
它是古城里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清代的山东会馆、巡抚公馆、报社和调堂排列左右，那大大小小门楼怕都有二百年历史了吧？剥落朽败的漆门，杂草摇曳门楼瓦顶，十六七年前还没有这样惨不忍睹。那时的街上也没有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小山包似的炉灰堆和垃圾堆。可能是面临着拆迁的缘故，人们不在乎这些了，可以毫无尊严地活几回了，倒省却了不少麻烦去打扫。
可它当年不是这样。北河当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北河，就像穷人家的！日衣服，虽然洗得褪了色又补上了颜色木一的补丁，可它干净，还算体面，透着一股子贫贱不能海的穷志气。回想起来那会子的小街小巷，仍然让心里充满一缕缕清懒的阳光，很朴实很温存。而眼下的小城，散落的几座现代式大楼似在吐着艳丽而寒冷的光芒，陋街革户则一片凋零黯淡。据说这是经济起飞时的必然景观。北京那些给外国人看的地方自然收拾得外表光鲜，穷街僻巷虽也有蚊蝇出没，但总能遇上个迎国庆、庆“五一”、贺“七一”的卫生大检查，总能有人去喷一阵子药水强行突击一遍，还算过得去。而北河的小城背巷则似乎连北京那些外人罕至的小胡同的福气都没有，只能等着自生自灭。
好像还是1975年，方文海进城来父亲班上旁听的时候。他那副憨头木脑的样子很不招后母待见，还有那三个弟弟，没人给他好脸色。
一到吃饭，后母就会叨叨：“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仨儿子还不够，再来个壮汉子，真要活活儿吃死我。明儿个干脆把我杀了，耗油，拆巴了我炖骨头汤喝算四个半大小子，一个大老爷们儿，一天这三顿饭可真让我犯怵。”
文海知趣儿，便不敢吃菜，也不敢吃馒头，只死啃窝头和咸菜。父亲塞给他半个馒头：“吃呀，怎么老怵窝子呀？这也是你的家！”
后母又会尖声叫起来： “文海呀，你再这么客气，不是跟骂我一
我不也算是你妈？我没什么文化，大道理不懂，可我懂一条，那就是亏了自己也不能亏待客人。”
父亲听了会一扔筷子：“行了，说多少次了，文海他不是客人，是自己家的人，谁再说这不中听的话，我跟他急。”
后母阴沉着脸悻悻地说：“对，不是客，是主子，你还让我怎么着？是他不吃，难道要让我跪下求他吃不成？”说完便委屈地进屋去哭诉，“这叫什么事儿呀，当后妈就该死不成？！”
三个弟弟趁爸爸不在，就会欺负他，学他的乡下口音，“列列个（昨天）俺娘捎山药豆儿（土豆）来啦！”令文海无地自容。
班上的学生也这样取笑他。
文海一气之下几次想像小时候那样睹气一走了之。可他又舍不下在城里念书的好机会，虽说城里的学校也不好好上课，可在这样的学校里开眼多了，心里觉着亮堂。他咬着牙，坚持着。城里的孩子不肯学，他学。坚决不能走，再走，就别想再回家来
他有一身的力气，
手也巧，就把家里的活儿包下来了，挑水、拉煤、盖小厨房、搪炉子，一天不抬闲儿。即便这样，后妈还是不满意，仍在冷言冷语。文海只能向父亲哭诉：“我怎么不好了，让人这么看不起？”父亲无可奈何地说：“你没毛病，他们娘儿仁也没毛病，怨我，都怨我，是我做下的孽。我，我也是没办法。
你娘那个人，过不到一块儿！”父亲总算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文海轮流住到李大明和吕峰家去，这两个人功课好，能帮帮他。
文海在这条小胡同里一住就是半年，大明的母亲像待亲儿子一样待他，甚至用大明的衣服把他打扮成个城里学生模样。每天和大明一起上学放学，有时恍馆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里的人一样。每天与城里的学生一起上学，像看陌生人一样看自己的父亲上课，听父亲毫无感情色彩地问他：“方文海，peach
的复数是什么？”他发现自己一点不比这些学生差。只是命不如人家。如果当初父亲没有甩了母亲，这里的一切就都是属于自己的了，就会跟城里的孩子一样，甚至会成为学校里的拔尖学生，当上学生干部，像大明和吕峰他们那样开会，过团组织生活，搞文艺演出。
城里的孩子，如果把他们全像自己一样扔到农村去，让农村的孩子都从小生长在城里，他们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木一样的是命。中国有太多太多的农民，太苦太苦的农村孩子，他们注定无法与城里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即使有少数孩子千辛万苦地奋斗出来，也注定像第一代移民美国的华人一样，绝大部分仅仅成了阶梯，为自己的第二代搭个台阶，留待子女们过上名副其实的好日子。这是多么不公平。一张出生证、一个户口，让你从一生下来就原地自生自灭，农村人进不了城，小城市的进木了大城市。
可文海本该是北河城里的一员，仅仅因为父母的一场婚变，沦落到了那个小山村里。他无法忍受那里的一切，那里的人们也无法容忍他，因为他总像一个天外来客一样与他们格格不入。
那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从小就欺负他，总找茬儿打他。他推不动那种独轮车，起不动猪圈里的泥，不愿下地去浇粪。母亲可怜他，全由着他，把他当少爷养着。
可哥看不下眼去，揍他，逼他干。最终连母亲也劝他：“儿呀，你命苦，是跟娘受苦的命，就认了吧，你爹他喜新厌旧，把娘甩了，他不要你。”文海便认了，心头恨恨地跟着哥哥学于农活儿，
任他打骂着，一招一式地全学会
大概哥哥觉出了这个弟弟的聪明与倔强，心中有愧，渐渐对他友好起来，可他们兄弟仍像陌生人。哥哥有他的世界，他混进了大队部，当个支部委员兼副大队长，整天忙忙碌碌，闲下来就和队干部们喝酒猜拳，几乎天天半夜醉醺醺让人扶回家，那八个干部，人称八大醉汉。白天里醒了酒，又去“割资本主义尾巴”，满处转着抓小商小贩。有时半夜让邻村的寡妇扶回来，两人就在他屋里睡下，三更天里那边会隔着窗户纸响亮地传出浪笑来，那种欢笑与粗重的喘息伴着寡妇的尖叫，吵得文海半宿无迭平静。这个哥哥，是个彻头彻尾的地头蛇，叫他亲近不得。那个荒唐的太行山沟子，养活了方文海，但留不住他的心。他要回父亲身边来是假，要逃出那个村子是真。他不相信，自己一辈子就彻底交待给了那一道道青石山。他不甘心。
娘为了拴住他，十五六上就张罗着给他“说下”个媳妇。她相中的女孩子欢天喜地绣了花鞋垫托媒人送了过来。平心而论，那做工精巧的绣花鞋垫真叫爱人儿，完全可以当工艺品出售的，一对戏水鸳鸯或一对登枝喜鹊，水灵得叫人不忍塞进鞋中踩在脚下。可文海庆恶这种年轻轻做娃娃亲的老风俗，坚决不见那据说是心灵手巧的俏女子。听说她也才是个初中学生，便气得把鞋垫扔出窗外，把那个抹了一头油的妖媒婆表了出去。随后愤愤然来。
城里找父亲。 算起来，这个后娘家他是几进几出 那一次他决定死活泡下去不走
那天父亲说出了让他去大明家的主意，文海几乎急红了眼。
他无法相信这话是出自父亲之口，他哭叫着：“我就是不走，就不走。我看这个女人敢拿我怎么样。我在这儿当牛做马，怎么就不久她的眼？她算什么东西，比我姐强在哪儿？”父亲终于甩开巴掌打了文海，文海毫不示弱地还手，边打边说：
“让你打，我就打你这个投降派！让你害我们娘儿俩！”十五六的文海在农村练了一身好力气，早就长得比父亲还高大健壮，方新哪是他的对手？大明和吕峰冲上去总算把文海和方新拉开
方新蓬乱着头发，
却哈哈笑了：“好你个方文海，长本事打得好，替你娘出了气。不过你别忘了，这个家是你后妈当着，你打我行，你惹得起她？走吧，跟大明他们走，我管你吃喝，谁他妈让我是你爹，我活该欠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