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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名单中的“程庆”被人称作“影子股东”。《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4月7日的文章中说，“据国腾内部员工称，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公司里有或者出现过一个叫程庆的人”；但是《商务周刊》杂志上的文章却说，国腾集团的一位高层人物“明确指出，程庆确有其人，并非‘影子股东’，而是‘职工持股的代表’，本人股份并不多”。后一个说法也模糊得很，它其实并不能消除人们对程庆其人及其作用的怀疑。
在国腾系企业集团内部复杂的相互持股关系中，程庆其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如果他的行动能与何燕完全一致，则何燕就能够通过其直接控制的“华威信息”和程庆而对四川国腾拥有绝对的控股权；而因为四川国腾和“华威信息”两家又占了“成都国腾（集团）”股权的60％以上，何燕通过对四川国腾的绝对控股又可以实现对“成都国腾（集团）”的绝对控股。由此可以推测，无论程庆这个“影子股东”是否真有其人，他的大股东地位都是为实现何燕对国腾集团的绝对控制而人工制造出来的。
根据《商务周刊》的说法，“何燕对国腾集团的收益权至少达到约15－20％”的这一百分比中，还没有包括“以程庆名义拥有的股份”。如果把“以程庆名义拥有的股份”也记入何燕名下，则何燕的个人财产还应该增加一倍。
“股份制经营”中的“国资民变”
仔细审视上述2003年国腾系企业的股权结构就可以发现，其实何燕对整个国腾系的控制，包括对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国星”的股权控制，主要靠的是她对四川国腾和“华威信息”这两个公司的股权控制；而她对四川国腾的股权控制，又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对“华威信息”的所有权：这首先是因为“华威信息”2003年时持有四川国腾22％的股权；更重要的是因为，四川国腾注册成立时的注册资本金500万元是由“华威信息”“代”程庆等30名“私人股东”支付的，当时程庆就获得了四川国腾51％的股权！这就是说，何燕的暴富和对国腾系企业集团的控制，全都来源于这个神秘的“华威信息”公司。
要弄清这个“四川华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产生和变迁，必须回溯整个成都国腾的历史。
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最初于1995年在成都工商局注册成立，当时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40万元，3个股东中储成都公司、四川邮电规划院和倍特公司分别持有该公司62％、30％和8％的股权。《新财经》关于国腾的文章显然对何燕颇有好感，说“国腾公司成立时，公司其实已经研发出ＩＣ卡电话机的技术”。可就是这篇文章也承认，该公司的ＩＣ卡电话机“市场一直没有打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97年底”。很明显，1997年底成都国腾在经营上已经陷入困境。
成都国腾摆脱困境是在与商地置业的总裁宋克荒合作之后。1997年9月宋克荒领导的商地置业向成都国腾投入150万元现金购买24％的股权，使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成本文最初所说的那样。成都国腾乘机变更了工商登记，将注册资本金增加到3千多万元。1997年10月宋克荒与何燕等人亲自前去参加吉林省邮电器材公司招标采购ＩＣ卡电话机的投标，最后中标500台ＩＣ卡电话机，金额418万元。成都国腾ＩＣ卡电话机的市场就此打开，企业走上了迅猛成长之路；但是何燕的“国资民变”努力也就此开始，正是这种努力导致了“四川华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产生。
据宋克荒说，“1998年初，”“何燕找到商地置业公司总经理宋克荒，说现在干得再好，都是给国家干的，赚的钱都是国家的，自己得不到，不如我们几个人成立一个私人公司，专门负责销售，将销售ＩＣ卡电话机的钱留在销售公司，自己也可赚点钱，希望宋作为股东参加”。宋克荒认为这样作涉嫌侵占国家财产，不同意这样作。“此后，何燕、莫晓宇等人便抛开商地置业”，成立私人的销售公司以侵吞成都国腾销售ＩＣ卡电话机的利润，“四川华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由此而产生。
据宋克荒提供的资料，“四川华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1998年5月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千万元，法人代表何燕。在该公司最初成立时的股权中，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持有68％，四川省粮油收购储运公司持有29％，中储成都公司持有3％。在何燕领导下经营了一年之后，“华威信息”就开始了其私有化的进程：
1999年2月，何燕自己掌控的小据点——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何燕持有51％的股份。1999年6月23日，“华威信息”原有的3大国有股东就将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4家新的股东，使得在“华威信息”的全部股权中，何燕控股的道亨持有40％，“成都故事村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持有40％，“成都盖尔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持有15％，崔予红个人持有5％。“华威信息”由此而变为私营股份制企业。正如《新财经》杂志的文章所说，“接下来的便是几次眼花缭乱的股权转让”：
——1999年9月13日，“华威信息”的股东通过“股权转让”变为何燕、莫晓宇、崔予红、乐祥勇、薛建能、何力等12人及四川日报社，其中何燕占股权51％；
——1999年12月1日，“华威信息”的股权持有人发生变化，四川日报社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乐祥勇，薛建能的股份则转让给了其妻董晓玲；
——2000年3月9日，“华威信息”将注册资金由1千万元增至2，476万元，所增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和利润，12位自然人股东的股份所对应的出资额几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
——2000年6月6日，“华威信息”的“全体股东”签约将该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Ｓｈ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而Ｓｈ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正是何燕！至此“华威信息”完成了其“国资民变”过程，不仅从国有的股份制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而且变成了百分之百的外资企业！
“四川国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华威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1999年11月23日，“四川国腾通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这刚好在何燕正式成为“华威信息”的私人控股大股东两个多月之后。四川国腾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是30位自然人，其中光“影子股东”程庆一人就占了51％的股权。但是，正如前边已经提到的，四川国腾成立时的这500万元注册资本，是由“华威信息”“代”程庆等30名“私人股东”支付的，而“华威信息”在代程庆等30人付购股款时还声明：“我公司应付程庆等30人如下款项”。这意味着程庆等30人并非借款入股，而是真正以个人财产入股四川国腾，成了四川国腾真正的股东。
20多天之后，1999年12月14日“四川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完成了“增资扩股”，将注册资本由5百万元增至8千万元。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四川国腾的那个股权结构就是在这次股权变更中形成的。在四川国腾的这个股权结构中，“影子股东”程庆仍持有28。75％的股份，四川华威信息公司也持有22％的股份，“中国物资储运成都集团”和“四川电信规划设计院”也成了两个大股东，而四川国腾最初成立时的那些其他私人股东倒都成了小股东。前边已经说到，在这个股权结构中，只要能保证“影子股东”程庆与何燕的行动完全一致，何燕就能实现对四川国腾的绝对控股。
但是，这样一次股权变更，其基础却是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的一个法律上无效的股权结构：
据《新财经》上的文章报道，四川华威信息、中储成都公司、规划院和莫晓宇等8位自然人之所以能在四川国腾的这次股权变更中获得了该公司60％以上的股份，是因为它们“以其在成都国腾49。85％的股权出资，按比例置换到四川国腾公司”，《商务周刊》的文章则说成都国腾这49。85％的股权“价值4800万元”。
而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的股东中，并没有四川华威信息和莫晓宇等8位自然人。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成都国腾的股权结构，是工商登记中注明的股权结构，因而是在法律上生效的股权结构。但是这样一来，四川国腾1999年12月14日的股权变更，依据的就是成都国腾的一个在法律上无效的股权结构，因而不应当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何燕等人在1999年12月14日变更四川国腾的股权结构时，依据的是他们自己利用对成都国腾的实际控制权而作出的股权变更。何燕等人强调，商地置业公司向成都国腾投入的150万元现金只占成都国腾3166万元注册资金的7。5％（其实要按这样的算法是连5％都没到），因而只应得到成都国腾7。5％的股权。据此成都国腾在商地置业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于1998年12月2日和1999年7月6日两次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决定将国腾“转给商地置业公司未生效的12。5％的股权转给华威信息”公司，并决定了其它一系列股权转让。
这一系列的股权转让，使得在成都国腾的全部股权中，“中储集团公司”只持有25％，“华威信息”持有22。5％，所谓的“国腾职工持股会”持有20％（“莫晓宇等8位自然人”持有的国腾股份应当来源于此），四川邮电规划院持有14％，商地置业持有7。5％，倍特软件持有6％，何燕本人则持有5％。这样一种股权变更当然遭到股东商地置业的坚决反对，结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