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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广东台借了设备进去偷拍。为了配合呼和的东北口音，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我二弟进医院。幸好广东人对我的山西口音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的一瞬间，在赵世龙告诉我的位置，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肮脏得看不出颜色。
怎么说呢？那种气味。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喝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阿文的噩梦（2）
——“你，出去！”忽然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呼和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们俩都怔了一下，我的第一反应是看夹着偷拍机的海南有没有被逮住。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出门的时候，遇到一群人，走在头里的是昨晚采访的知情人，看着戴着大口罩的我，眼睛一亮，几乎不能察觉地微笑了一下。
6月12日
今天再到院里的时候，我们带上了大机器。有院里的职工跟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低声说：“你们辛苦了。”
推开会议室的玻璃门走进去的时候，我叫了一声“罗所长”，还记得他回过头看见摄像机一瞬间的表情。
他提着暖瓶说要出去倒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说不必，这一下，能感觉到他胳膊的肌肉都是僵硬的。他声称对所有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的头，这老哥终于找着吐一口恶气的机会。
“我不认识他，”罗贤文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他说所有的放人单都是院长签的。
采访完院长之后，告别的时候，他憎恶地甩开我的手。
空镜拍得差不多了，决定回北京之前还是去一趟阿文家里，想见见她姐姐，留个信给阿文。拿张报纸顶着头在雨里等了很久，她姐没有见我们。
6月13日
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白天去了广东的几家媒体调查了我们的身份，才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的。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我也希望她跟你们谈一谈，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立刻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距离地看着她。她是个年轻的女人，但是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部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出现重复，在旁边的司机听得睡过去了。不过我很少打断她，因为在这一年多流离失所的生活里，她没有机会把这一切说出来过，她只是在噩梦里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卖出来的时候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音。
她说：“我也希望能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我老是忘不了这句话。
6月15日
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波音737穿过雨云，冲进蓝色的天空，把头倚在窗上，额角抵着的地方能感觉到澄金一样的阳光温度。
我看了一眼睡着的兄弟们，也闭上了双眼。
在这样的梦里，不会再回到康乐村。
一 碗 红 烧 肉
项先中
刚下飞机，录音师老呼就呼了口气说：还是北京好。柴静补充道：北京敞亮。
结束了十天的广州拍摄采访，逃离了南中国的雨季，置身于北京干爽、温和的空气里，大家的心情都很好。但我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一半，在未来的二十多天里，我还得沉浸于南粤的阴霾中，面对着编辑机吭哧吭哧地煎熬。
熬了三天四夜，6月21日早晨初编大功告成。给摄像师孙海南发了一个字的短信：爽！
海南表示怀疑说不会这么快吧？！其实我理解兄弟们当时真实的想法：前期 “死嗑”下来的“猛题”千万别在后期给玩砸了。然后是制片人看片子，张洁给出的点评是：“太沉湎于叙事，调查感没有做出来”。意思就是说虽然片子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叙述将长洲戒毒所的黑幕给抖搂出来了，但记者通过自身努力发现线索、揭露真相的调查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改！
第二版编了一个礼拜，张洁看完以后仍然不满意。这一版将我们在广州的采访内容全部囊括在内，但缺陷也很明显，看过的人说像采访手记。这个问题就在于：前期拍摄采访的一些内容对于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非常必要，但要放在片子当中这些信息显得边远和无效，甚至会冲淡新闻事实本身。
改！改！改！前前后后一共编了五版，播出版算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播出后张洁总结了三种编辑方式：第一是叙事，就是按照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来讲故事；第二是调查，记者的调查路径就是节目的结构方式；第三就是按照编辑者的思维逻辑来结构节目。事实上，虽然调查性节目充满了魅力，但这样的题材并不多见，大量的节目还得依靠叙事的方式来还原新闻事实。
事实上，这次调查确实并不完整，由于广东省公检法部门拒绝对此事进行采访报道，已经被捕的鸡头、戒毒所里的管教我们都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也没有拍到。节目播出后，北京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报社编辑打来电话询问有关细节，涉及的问题都是节目中的要害：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第二工人疗养院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等等。当时我对那位编辑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有些问题我们知道了你们也发不出去。编辑说：那怎么行啊，我们的读者很多都是外国人。我说：我也知道这几个“W”对新闻节目的重要性，但是这次我们只能做到这些。
阿文的噩梦（3）
我不知道那家报纸最终转载与否，但从以上角度来看，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节目中有的只是一个图象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象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的“污点证词”，还有一场泼妇般的对质与抵赖。准确、深刻、平衡，这些《新闻调查》栏目一以贯之的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突然想到刚来《调查》时听赵薇主任说的一个关于萝卜与肉的比方。大体的意思就是，既然我们有能力将萝卜烧成肉的味道，那干嘛不直接去烧肉呢？中餐中猪肉的烧法不下于一百种，高雅的做法我不知道，最简单的就是红烧。这对那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士绅来说显得太糙。
但就这样一碗油烘烘、烂巍巍的红烧肉，也许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饿汉的一次盛宴。
我得承认，这次我们的确是端出了一碗肉，而且是一碗红烧肉，味道除了肉味还是肉味，只是不知烧烂了没有，虽然已经煎熬了将近一个月。
高考黑幕（1）
事后，和广西的几个朋友闲聊，有一人说：“这对父母也太胆大了，敢拿自己孩子的前途来冒这种险，如果是我，把十万交了就完了嘛！”我说，“十万元对你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就是天那样大的一个数字。”当时我话是这样说的，可心里却明白，老李怕是不敢让孩子今年去北航上学了。一个不公的现实是——许多法制进程的代价总是由那些最无力承担它的普通老百姓来承担的。
“想要通知书，先拿十万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伙骗子所为。是呀，堂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印象中的北航风轻草细，一片高等学府的安详宁静，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其和敲诈勒索这样的词语划上等号。
但事实就这样无情地发生了——
北航事件中的“老李一家”
萧 津
先介绍老李一家的基本情况：
李先生其实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但老实人并不意味着傻，事实证明，老实人被逼急了也会做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事。
老李的妻子属于贤妻良母型，提起这件事就一个字——哭。
老李夫妇的孩子，我们姑且称之为小李，非常乖巧可爱，虽然是这件事的当事人，但看起来反而比其父母更显坚强，始终是神情自然、面带微笑地对待我们。
高考后的暑假，这一家人原本有很多愉快的计划。
小李考了七百二十分，广西实行标准分，七百二十分大约相当于原始分六百四十分左右。不论用哪种计分方法来算，这个分都不低，可小李还是说：“今年考试发挥得不好，要不也不会让父母这么操心了。”老李告诉记者，分数出来后，他们曾经希望孩子报考上海交大，但小李坚决不肯，一定要上北航。因为在孩子的心目中，北航和“神舟五号有关”，和“登月计划有关”，和“杨利伟有关”……北航这个名字，代表了一种梦想。
后来发生的事将一个孩子的纯真梦想击得粉碎。
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送孩子上北航，到最后下定决心将此事曝光，老李一家经历了剧烈的内心挣扎。“我一辈子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我其实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