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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悲哀的是这两家也就这样就此了事。后来还是许昌市一位人大代表听说此事，找到了河南省《大河报》的记者，此事才得以披露。不能想象，如果这位人大代表没有听到此事，又会有多少孩子被吞噬掉生命！
郑伟娜是死亡的六个孩子中最可怜的一个。她从小没有母亲，2001年4月到白沟附近的东马营乡家庭皮包作坊干了七个月的活，因为病入膏肓，不得已只好回家，老板没有给她一分钱工资，只给她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2001年12月她从高碑店火车站上车，第二天早上在许昌站下车，没有回家就直接被送到医院，当天下午四点就死了。
郑伟娜的堂妹郑军丽和堂姐同一天到同一个工厂去打工，记者到许昌时，她还在那个工厂里做皮包。她的家人找到厂里为堂姐郑伟娜的死向老板讨钱的时候，曾想把郑军丽叫回来，但老板不让，说现在要走，不仅工资一分没有，还要再拿五千块钱来，交郑军丽学技术的学费。
我们决定让郑军丽的母亲亲自到白沟去叫自己的女儿，我们跟着拍摄。不管老板是什么态度，都会记录在案，只要节目播出能得到有关部门重视，郑军丽和其他孩子一定会安全脱身的。一问，郑军丽的母亲也说愿意去。于是在我们离开村子之前约定，郑军丽的母亲等两人立即到许昌市买当天晚上到北京的火车票，由我们报销，第二天赶到北京；我们则直奔郑州，第二天最早一班飞机回北京，两组人马在北京碰面后再一起去白沟暗访，营救郑军丽。临走时是下午2：00，我一再说，买好票立即打电话跟我联系。
可到了4：00我打电话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还没出村子呢。我说你们快去呀，别去晚了没票了。电话那边说好好。又过了一个小时，再打电话，还是没出村，再催，又说好好，又过了一个小时，又问，两人仍然没有去买票。我发觉不对头，再往深问，郑军丽的妈妈吱吱唔唔地说：“我们家经济不富裕。我们现在把军丽叫回来，老板肯定不给工资……”说到这儿我已经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电话里叫起来：“你们是心疼女儿还是心疼钱？郑伟娜已经死了，你们就不怕郑军丽在白沟再呆下去也会生病吗？”我当时真是气得两手发软，我想着他们迟迟不去买票肯定有问题，但万万没想到竟是为了这个原因。（事后把此事讲给余伟利听，余伟利批评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是，如果我穷得一无所有，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
听了我的话，电话那头也觉得理亏，忙说对对，确实孩子的命更重要，我们马上去买票。第二天早上8：00，我们组的司机小刘在西客站接到了郑军丽的母亲等两人，那时候我和雪峰正在郑州机场准备飞回北京，电话打过来，我长长地出了口气。当天下午，郑军丽被顺利地接出来，我们也拍到了老板娘蛮横不讲理的镜头。
公害事件（1）
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的组织者霍岱珊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让很多人记住的话：十年治污一场梦。为什么？十年治污，花了国家几百亿的钱，地区的经济在发展，流域的城市在扩大，下游的最贫困的农村却在承受着污染最大的灾难，也承受着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最惨烈的代价。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郑保山告诉我们，说到全世界的公害事件，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中毒？最严重的不过死几百人，有几千人中毒。但是，目前世界上仅有我国存在的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的患者就有三千三百多万人（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因为这三千三百多万人主要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比较偏僻而贫困的山区。
尊重每一个生命
——关于《地方性氟中毒调查》的调查
陈新红
拍片子的人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一个片子最终呈现出的未必是事物最本质、最全面的东西。好在事后常有随感类的文字给以补充。不过用笔记录下的东西未必如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那样震撼。
生命应该得以尊重而延续。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郑保山告诉我们，说到全世界的公害事件，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中毒？最严重的不过死几百人，有几千人中毒。但是，目前世界上仅有我国存在的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的患者就有三千三百多万人（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因为这三千三百多万人主要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比较偏僻而贫困的山区。
氟中毒是一种慢性的地方病，虽然长年有人死亡，但并不如突发性的事件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氟中毒的存在并不会影响谁的政绩，也不会传染谁，更不会干扰谁的生活，因此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发现西南地区燃煤污染型氟中毒以来，氟中毒的流行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二三十年里也不知道有多少贫苦的生命因此而终结。世界上万事万物，因其生于不同，长于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万事万物也许有其平衡的链条，世界才得以存在。生命是否应该不因地域、贫富、聪明与愚昧得以尊重而延续呢？
苦难的生命更需要关怀。
生命的苦难因为氟中毒而起，在苦难得不到外力解救时他们该有怎样的生活？周致书家两个青壮年的儿子因患氟骨症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七十来岁的父母整天伺候两个三四十岁的儿子，全家七八亩地主要靠母亲来种。就是这个在苦境中挣扎的母亲使我们感受到了苦难以外的力量。
在我们采访时，母亲去帮邻居家挖土豆了。她回来赶上下细雨，满身是泥，衣服也湿透了。她告诉我们邻居是一个有病的孤老，不能下地干活，要去帮帮她，不然土豆会烂在地里，平时我们都互相帮忙的。当时我感到了这个已经因疾病陷入崩溃的家庭，能支撑下来的原因，就是在苦难深重的生命里尚存的良知。虽然我们所做的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这一切使我们感受到苦难的生命更需要相互的关怀和尊重。
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脆弱的生命。
人们对生命的关爱和尊重也许没有时空的距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地区传播基督福音，眼看当地人的生命受到氟中毒的侵蚀，传教士就开始研究起氟中毒的原因，虽然最终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他们把“中国贵州氟中毒”的文章登在了当时世界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上，期待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需要帮助的脆弱的生命。
我国一位预防科学研究专家告诉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陪外国专家到我国氟病区考察，当地官员大摆宴席款待老外，外国专家纳闷，当地穷得没钱治病却有钱讲排场吃喝，当即，外国专家愤而离去。二十多年来，她一直记得一个外国人对我国氟病区人们的那种深情，同时也没有忘记当地官员对民众疾苦的冷漠。
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关注或研究过我国西南燃煤污染型氟中毒，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由燃煤引起的、病因非常清楚的地方病，正在以扩大的趋势危害着我国三千多万甚至更多人的生命。
第一次被黄孟营村的癌症所震慑是在网上看到食道癌患者张桂枝的照片。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的活着，就在淮河流域的农村里，竟然可以有人这样地生活着。
河流与村庄的忧思
白云升
7月1日，张洁、余仁山、张龙和我第一次走进了黄孟营村，这个北方的村庄与我曾经在江浙、广东见过的水乡田园竟然有几分神似，绿树婆娑，水中倒映，似乎和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也有几分相象。
但是在我们走访了肖俊海、王自财、刘玉芝等几户癌症患者之后，什么叫“瘦骨嶙峋”，什么叫“生命脆弱”，在这里，与此有关的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无论是前期第一次直面黄孟营村的灾难，还是前期拍摄第二次再面对的时候，“触目惊心”是我们节目组的同仁谁都无法不动容的直接反应。但是在黄孟营村的葬礼上，在癌症患者的家里，在村民的脸上，我们看不到相应的伤痛，更多的是麻木甚至冷漠，即使是村支书王林生，从第一次见到他，再到第二次拍摄采访，听着他一家一户地介绍疾病、癌症和死亡，语气中也极少流露出悲哀和伤痛，直到记者长江面对面地问到他因癌症病逝的家人，问到他作为一村之长的责任，悲痛、委屈和泪水终于倾泻而出。
公害事件（2）
尽管王林生说已经习惯了污水，习惯了癌症，习惯了死亡，尽管村里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了忍耐灾难，但是谁能不为亲人的亡故而伤痛？怎能不对无端的灾难而悲哀？在无奈和失望中，他们只能把哀恸压缩于内心深处。
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的组织者霍岱珊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让最多人记住的话：十年治污一场梦。为什么？十年治污，花了国家几百亿的钱，地区的经济在发展，流域的城市在扩大，下游的最贫困的农村却在承受着污染最大的灾难，也承受着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最惨烈的代价。
十八世纪起始的现代工业文明也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的开始，“征服自然为人类谋利”是现代化浪潮的根本动力，从启动的那一刻开始，“现代化”的车轮如浩荡洪流滚滚向前、无可阻挡，直到中国也不得不加入这浩荡的历史洪流之中，但是人口众多、后起猛追的中国却凸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在调查采访中，无论是老霍，还是沈丘县环保局长刘加强都把污染根源归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