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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来发生的用一个子虚乌有的假工程套取专项资金的事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也许是早有预谋的。
接下来，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干部与洪湖分局的副局长杨平等人，里应外合，环环作假，顺利将钱套到手。如果没有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办的审计，这个假工程的盖子还会不会被揭开呢？国家的专项资金是不是就永远打了水漂呢？我们在做节目时，很习惯地动不动就拿“国家”这个词作主语，如：“国家三令五申”，“国家采取了措施”，等等。但是，国家是谁呢？在洪湖假工程案件中，这些人疯狂作假，何以能一天天地蒙混过关呢？谁为国家的这些投资负责呢？显然，节目中，没有答案。
写这篇稿子时，我正在绵阳，也是拍摄审计署提供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也同样令我震惊与愤怒，同样让我产生了“国家是谁”的困惑。绵阳市区只有几十万人口，却投资九亿元修了一个豪华的、大规模的机场，连很多外宾都惊叹中国西部的一个小城市的支线机场竟有如此规模。机场是修好了，但客流哪里来呢？绵阳距成都双流机场仅八十九公里，走成绵高速只需一个多小时，另外，宝成铁路贯穿绵阳全境。2001年，绵阳机场开通后，客流量远不及预计的那么多，造成了机场两亿多元的资产、设备闲置！绵阳机场举步维艰，而因机场建设，市政府也背上了数亿元的债务！
绵阳机场九亿元的投资包括市财政、国债、银行贷款等，财政、国债当然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而银行本息最终还是要市财政承担，还是老百姓的钱。那么，谁为这个大而无当的机场负责呢？谁为两亿多元资产的闲置、浪费负责呢？在绵阳采访过程中，我很多次想起了前不久被媒体广为评论的一件事：中国某城市和国外某城市为友好城市，国外这个城市的市长来访，两位市长相谈甚欢，最后互相邀请带着家眷到对方城市游览。中国的这位市长极为慷慨，允诺对方来华所有费用由他来包，而国外的那个市长却面有难色，说他没有权力用纳税人的钱去搞个人邀请。两位市长的“慷慨”与“抠门”让人感慨！
国家是谁的？谁为纳税人的钱负责？这绝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目前，国人的“纳税人”意识还很模糊，但总有醒过味儿来的时候！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1）
审片时，敬一丹大姐开玩笑说，年会时可以上个节目，记者间的一段对话：做什么？竹笋，化工的；吃什么？辣椒，硫磺的；睡什么？床垫，黑心的。这就是新闻评论部每天忙碌的事情，虽然播出时挺震动，但心里真是不轻松。
2002年1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出席了会议。这是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朱镕基总理在讲话中两次提到《焦点方谈》所报道的节目内容，这两期节目分别是《名牌床垫哪里来》（12月3日播出）、《仿古街毁了真古建》（11月24日播出）。
《名牌床垫哪里来》产生的背后
翟树杰
我知道在新闻评论部，登上了《空谈》的封面，当上了封面人物，就类似于上了《东方之子》。这次自己借了申宇红和戴璐的光，也当了一次封面人物，颇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可是想一想有一次，上《空谈》封面的朱波曾经被好多喜欢绘画的同仁们描出了胡子，带上了帽子，看看就让人笑翻在地，担心自己也弄出个如此下场，心情真是有些紧张。可主编孙金岭逼迫得紧，不交稿子无论如何不能交代，只好攒一篇东西，到了孙金岭截稿的时间，能够交货就算是完成任务。
知道孙金岭催稿得厉害，就知道自己平时催片儿催得烦人。被催的感觉挺不好受，可自己这一年来就是这样整天催着组里面的同事儿出活儿的，相信大家一定也常常被我催得火冒三丈的。
上星期五，组里面开一年一度的述职大会，关主任和刘大秘到场。谈到节目量的时候，自己不无得意。截止12月15日，不算内参片和其他栏目的工作量，机动组今年共播出的节目是七十六个。这个数字当然无法和两个老大哥组相比，可却几乎是我们去年工作量的一倍。自己跟自己比把自己吓了一跳。
在组里面，除了只吆喝不干活的我，刨去下半年才来的再军，不算只想经济不问“政治”的武瀛，现在干活的无非那么“七八个人、八九条枪”。何况我们组是女孩子为多数，男性壮劳力只有几个人。本人天生心肠软，又要整天催着大家干活，看到一个个富有青春活力的年轻女子为了赶节目弄得头发蓬乱、满面憔悴，心里着实不是滋味。加上搬到台里面之后，办公室的空间明显缩小到连一张沙发都摆不下的地步，晚上加班的兄弟姐妹们只好在办公桌子上趴着、椅子上歪着打盹儿。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办公室的窗台都成了栖身的好地方，常常你推我让：“你先睡，你先睡。”“不、不，还是让给你吧。”
一天半夜，有一位女编辑睡醒之后忘记自己是睡在十八层窗台上，懵懵瞪瞪地望着外面辉煌的灯火，说：我不是在飞碟上吧？
我记得——再军太太生小孩难产，在海淀妇产医院的病房里痛苦时，再军还在陕西大山里采访那里的水灾，为那里的灾民着急。
我记得——徐榕嗓子发炎说不出话来，住进了医院却咬牙制作完成《执政兴国》的节目。
我记得——黄剑拍摄私采小油井时，被坏人跟踪，以至于别人警告他“注意安全”，因为在那个深山里面常常有人神秘失踪。
我记得——申宇红到达四川攀枝花采访时，那里磷矿刚刚出了事故，空气中弥漫着呛人毒气，居民都在想方设法逃离家园。
我记得——崔艳为了表现陪聊中的色情服务，只身前去“应聘”，险些被当作“小姐”，拉上嫖客的汽车，好长时间呼机里还有人要求她“服务”。
我记得——陈洁为了拿到第一手素材，“闯进”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的工厂打工；戴璐在运动会上摔伤了右胳膊，就用左手拿话筒；冯成因为工作把婚期一拖再拖；赵刚不顾体重多肉，冒着四十多度的炎热奔跑在长江洞庭湖抗洪前线；张玉虎的父亲、张予北的岳父在生病住院最需要他们时，他们却离开身边奔赴采访第一线……
年终总结时，表现播出量的是数字，可数字的背后确是大家伙儿的艰辛。
催稿子的孙金岭又来了……
我也要摧着大家出差了。明天（星期二），黄剑去黑龙江，崔艳去天津，戴璐去甘肃……
我还要催促审片的事儿了。小申和陈洁，该审片了，快点儿……
横在道德秩序与经济秩序之间
申宇红
就像宗教不应以暴力的方式赢得他的信徒一样，我不愿以欺骗的手段获得新闻资源和爆炸的效果。但当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时，局面已经不由我控制了。
“十六”大召开前夕，我和《焦点访谈》一组的摄像邢旭东赴重庆。当时手里只有从网上下载的一个简单线索：据某小报载，重庆市某家酒店从成都进了一批床垫后发现填充物质量低劣——重庆百万人每天睡在垃圾上！至于哪家酒店哪家床垫厂均未披露。当时领导担心的是我和老邢这样郎才女貌的人怎么才能打入敌人内部。
到重庆一落地，我就傻了眼，领导的担心还在其次，更让我们傻眼的是：小报记者说这个消息他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并没有亲自去调查；“朋友”（当地电视台采访此事的记者）说政府施加压力，不愿出面配合；那家上当受骗的酒店是个四星级，不愿为这点儿小事影响声誉。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2）
没有受害群众，没谁吃饱了撑得拿刀划自己家床垫玩儿。地方媒体披露此事后，经营者已经非常警觉，偷拍的效果他们已经领教。更要命的是，床垫行业缺乏强制性的行业标准，现在执行的轻工业部的“弹簧软床垫”标准是几年前的，没有细化的参照指标；推荐标准不具有法律效力，企业是可以不执行的。
尤其是此事缺乏卫生前置标准。部分挂着国外品牌的床垫生产商手续齐全，至于手续是真是假记者无从考证。地方打假办、质监、工商、卫生部门借没有标准之口装腔作势：没有行业标准，质检合格证书是怎么来的？
……
我和老邢只好在建材市场瞎逛，然后顺藤摸瓜。但我们找的几家床垫生产厂家均因被当地媒体惊动，长了经验而应酬自如。我们获取的内容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片子。后来我和老邢商量，我们不找床垫厂了，我们先找原料供应商，然后找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反向证明可能对方的警觉会少一些。谁知道，我们所能找到的供应商们也都个个精明。最后终于找到了彬彬棉毡厂的小老板董彦彬。
老邢的身份是北京兴明家具公司的总经理，我的身份是小秘。我们声称原来在北京做，不太赚钱，现在想到重庆发展又没经验，希望在他这里得到指点。我和老邢谁都没有装神弄鬼地说重庆话，也没有故意换一声很土的行头。我们很本色的出现，而这恰恰是最大的伪装，最具有欺骗性。老邢憨态可掬，我一脸的单纯。小老板丝毫没有对我们设防。他为人豪爽，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一泻千里，幽默感简直和东北人有一拚：
“他们说香港的，都是用这个做的伪牌子。”他指着一堆废布料说。
“里边铺上一层稻草——”
“做好了可以打包啊，撒谎啊！反正知道是非的人很少很少。”
“搞消费就是这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