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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52年，周恩来在第一天即1月1日就主持财政部、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在1952年的中心工作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而“三反”、“五反”又是其中的关键。
抓住关键，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指示》中说明，“五反”斗争是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而进行的，“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命令下达后，“五反”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形成高潮。
“五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五反”的确是一场斗争，但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政策性、策略性极强的斗争，搞不好会出现偏差。只有认清“五反”运动的性质，才能恰到好处地开展这一运动。
为防止出现方向错误，周恩来在3月8日主持政务院第127次会议时特别强调：
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
3月28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130次会议时，又强调了“三反”、“五反”的两条基本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
“‘三反’从严，‘五反’从宽”。
为何有的“严”有的“宽”？周恩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中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严重违法户只占5％，因此判罪应从宽。
“三反”“五反”（8）
对“五反”运动的任务，他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
“五反”斗争，大城市是前沿阵地，而上海、北京，又是前沿中的前沿。北京、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
1952年3月5日，是周恩来54岁生日，这一天，他压根就没有精力去想生日的事。当天，他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长黄敬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这份文件，是周恩来亲自领导起草的。会上，他又提出了两条修改补充意见：一是在第四条甲款中，对“有严重危害作用者”作了专门的规定，把严重违法户的界限确定了下来。二是增加第七条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
参照北京市的这一标准和办法，当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指导全国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
3月12日，经周恩来审改定稿，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其中明确地表示了中央的意图：“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
上海的“五反”，周恩来更为关注。2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赴上海，考察和帮助那里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到上海后，他随时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情况，并得到及时的指导。
上海是“五反”的主战场，它是从战役来部署的。
3月15日，周恩来在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进展情况的电话汇报时，提醒薄：在上海应对工人、店员多多进行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五反”以十天为一战役不一定够，运动可搞到5月底结束。周恩来还提出了如何进行第一至五次战役的具体意见。随即又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
3月至4月，薄一波不断地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上海的“五反”情况。由于工作的繁忙，许多时候汇报是在深夜进行的，周恩来接到汇报后，为了照顾毛泽东休息，只能择要向毛泽东报告有关情况。同时，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各个战役的基本经验总结及战役部署的报告。
在周恩来起草的批转电中，指示非常清楚。对物如何处理？周恩来指示要区别对待：
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
对人如何处置？周恩来提出的办法与“三反”恰恰相反，“三反”是要使全党大受震动，而“五反”则不然：
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贯持谨慎态度。建国以来，他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等方面，他也曾多次向工商界求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建国初期，老舍先生创作话剧《春华秋实》，周恩来得知后，还专门向老舍详尽地解释过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迁就政治宣传。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又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周恩来的认识中，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跟反动势力妥协的一面，也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保持中立或者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这种两面性是长期的。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又要斗争。
周恩来在“五反”中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上述认识下确定的。到了“五反”后期，周恩来到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
“三反”“五反”（9）
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
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摇摆，这是不对的。
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
“五反”中要严厉打击的，只是一些不法资本家。
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联合、要改造，然而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这就决定了在工商界中开展的“五反”运动具有极强的政策性，搞不好会起一定的副作用。在执行政策中，也曾一度出现一些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时发现后，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五反”运动总的来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1952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8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薄一波提出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6月结束。
6月13日，周恩来正式签署《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份《指示》，对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指示》强调：在目前运动的结束阶段，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和“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的两种错误倾向；“必须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求做到合情合理，始能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
“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的结束，是在10月份，然而，自7月份以后，这两项工作都基本可以告一段落。周恩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他而言，工作重心可以稍作调整了。
尽管由于运动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三反”、“五反”基本结束后，在党和干部内部，高悬了惩治腐败和保持廉洁的警示钟，挽救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在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纳入国家法制的轨道，引导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团结和改造了一大批工商业者。
看到这些成绩，很久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心情沉重的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拿起笔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折冲樽俎（1）
折冲樽俎，求同存异，“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中国人民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红色中国”——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开始以她那红色政权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一股体现中国共产党外交风格的“红色风暴”。
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这天，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来到会场，发表了《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讲话。
新中国按照什么样的外交思想搞外交？
周恩来回答非常明确：
外交是一门系统化的科学，苏联的外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