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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人在王、关、戚被抓后矛头一转，谎称王、关、戚是“刘少奇、邓小平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但他们心里清楚，在这场较量中，周恩来等人取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较量，并没有完结，而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因人而异地保护民主人士
看惯了中国政坛风云的人们都知道，对中国政治而言，影响力最大的舆论工具，是那张名为《人民日报》的报纸。这张报纸的“社论”，往往是代表中央的。
1966年6月1日，正当家长们陪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起，迎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耀眼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篇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所指的“牛鬼蛇神”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一切”包括些什么人。
但中央文革的人知道。这篇社论，是由刚刚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安排起草并经他修改和审定的。
陈伯达、江青等人在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扫除的，不仅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有那些与资产阶级有关的或非无产阶级的“旧世界”及其代表人物。
这一点，“文革”刚开始时周恩来并没有意识到。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天，周恩来的注意力还在黄河的防汛问题上。他出席由谭震林召集的黄河防汛会议，研究黄河下游防汛期间如何保护石油基地等问题。
还是6月1日这天，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广播新闻之前，周恩来突然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泽东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马上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惊愕的周恩来措手不及。第二天，《人民日报》为这张大字报配发的评论员文章中，人们又看到了一些可怕的名词：“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黑帮”、“黑组织”……
在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煽动下，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黑帮”、“破四旧”的风浪，迅速席卷全国。冲在风浪前端替阴谋家们打前站的，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和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他们的野性一旦被人撩拨起来，便难以收住，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被他们置于脑后。
在他们横行无忌的乱揪、乱斗、乱抄、乱抓中，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难以幸免地被卷入灾难里。
8月，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代表中共中央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央统战部，被中央文革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央统战部长徐冰也由此受到批斗，党在一个时期以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统战工作全部被否定。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统一战线内部的朋友们——那些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难逃厄运。
在迅猛发展起来的红卫兵运动中，受林彪、江青等人的唆使，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了“最后通牒”，“勒令”其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陆续被抄家、被揪斗。
当一些幼稚、无知的红卫兵踏进当时还算“富有”的被抄对象家中时，出现了一些趁机打家劫舍的现象，极端的恐怖和不祥之兆，开始笼罩在他们头上。
1966年8月29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这群无知的红卫兵哪里知道章士钊先生的背景……
章士钊，字行严，人称“章行老”，毛泽东尊称他为“行老”。他是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乡。1907年，章士钊入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及逻辑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1918年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4年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后兼任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并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后留北京，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2）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怀中早年在长沙是至交，经杨怀中介绍，章士钊早在1919年就结识了毛泽东，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件事尤其让章士钊引以为骄傲。1920年，毛泽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和筹划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等事，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于是毛泽东求助于身居上海，在社会各界很有影响的章士钊。章士钊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经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终于筹得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用这笔钱，不仅供给一批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而且用它在湖南从事创建党等革命活动。章士钊对革命的帮助，毛泽东深为感激并铭记在心。
43年后的1963年，毛泽东决定借“还债”名义补助章士钊，他表示要分十年，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章士钊。十年以后还要“还利息”。后来毛泽东还亲口对章士钊的女儿说过：“行老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
年幼的红卫兵哪里知道这些呢！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8月30日）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处理：严厉地批评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并命令他们立即送回从章士钊家抄走的东西。
随后，周恩来交代有关人员，强调对章士钊要采取三条保护措施：一、督促他们尽快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当天，周恩来还让秘书给章士钊家里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处理情况。
第二天，两位便衣警卫便来到章士钊家值班，外人被禁止擅自闯入。
毛泽东也很惦记此事，9月1日，他又亲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面对民主人士受到的冲击和党的统战工作受到的严重破坏，周恩来想得很多。长此下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政策将受到致命的破坏，我国的民主政治也将荡然无存。
周恩来还想到，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还有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一战线的朋友，必须对他们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30日这天，在处理完章士钊的事后，周恩来提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2）部长、副部长（3）政副（注：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4）国副（注：国务院副总理）（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6）两高（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宗仁）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3）
事不宜迟，名单写好后，周恩来指示秘书通过公安部立刻送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们落实具体措施。
负责办理保护事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时已处于自身难保之势。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接到总理指示后，他们心里明白，周恩来这一着，实际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赋予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央统战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
周恩来的批示先传到了中央统战部的干部处，该处负责人又立即转给了还在岗位上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
照着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铺开。这张网，虽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而且也屡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但是，在“文革”的混乱局势下，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终究起到了“大树阴深荫弱苗”的作用。
在周恩来亲拟的保护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庆龄。
宋庆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她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病逝以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