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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甚至到总理办公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他们知道，心中憋闷只有到总理这里讲一讲，总理是了解他们的。但一开始他们没想到，周恩来与他们一样，也对“文革”不甚了了，也不理解。更痛苦的是，有些事情，在“总理”这样的位置上，不理解要执行，理解了也要执行。
得知部长们的这些牢骚话，周恩来很焦急，生怕这些久经战场考验、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同志会在政治斗争中惹火烧身，引来麻烦，以至于无法挽回。为提醒他们，周恩来多次对他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
他让军事秘书传了三句话给这些老部下：
心中无它，积极革命；
实事求是地检查；
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还写了一封密信，让秘书带给一些老帅、副总理、部长们，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总之一定要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恩来交代送信的秘书：把信亲手交到这些老同志手上，当面给他们看完后再让他们签名，然后你再带回来。
秘书拿着总理的亲笔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这些人看了信后都很感动，明白这是周总理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
等他们看完信，秘书再将签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随即把信销毁了。
斗争是严酷的！为防林彪、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周恩来不得不这样做。
力保栋梁（2）
1967年“二月抗争”后，老帅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他们“忍无可忍”，公开表示要与林彪、“四人帮”一伙“斗到底”。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明知面临着“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的危险，但毫不畏惧。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先是江青密谋向毛主席进谗言，告了“三老四帅”们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1967年2月18日晚、19日晨，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一脸怒容，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文革”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还是不耐烦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作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
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
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们明白了周恩来良苦用心后，与周恩来一起作了检查。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天安门“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毛泽东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五一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一方面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另一方面艰难地努力，为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
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回忆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说：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力保栋梁（3）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徐向前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
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大闹怀仁堂”的“三老四帅”中，火气最大的谭震林也难逃厄运。为防谭震林出事，周恩来加强了对他的保护。
曾任中央警卫局负责人的李树槐是这样回忆的：
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门，叫喊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约在8、9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进。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说，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3点把你们的负责人都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大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也谈起过保护谭震林等人的细节：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批谭震林。一开始，“造反派”倒还守规矩，可中间总理有个电话，离开会场去接电话。“造反派”一看总理走了，就上了台，开始动手动脚，又是让谭震林低头，又是让哈腰。总理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很生气，批评“造反派”说：“你们这像什么话么！我们事先达成协议了么，不许搞体罚，不许侮辱人格的么！我还在场么！”慑于总理的威严，“造反派”只好从台上退了下去。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大意是：对陈毅、谭震林我“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
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终于得到平反。
受周恩来“再三地保”的人中，不仅仅有余秋里、谷牧，还有国务院的一大批挨批斗的部长们。这些人又要坚持工作，又要随时准备被造反派揪出去批斗，三番五次地受冲击。作为总理和战友，周恩来对他们多番牵挂，不得不“再三”地去保他们。
在国务院各部委机关都不安宁的时候，周恩来以巧妙的办法给部长们找到了一处“临时避难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南海。
对部长们所受到的冲击，周恩来曾心痛地说过：“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于是，他让秘书以开会的名义，发通知让受到冲击的部长们轮番到中南海开长“会”，这样的会，一开就是几天，名曰“开会”，实则避难。他们在中南海的国务院宿舍楼——“工字楼”住了下来。
对一些被批斗得很厉害的部长、副部长，周恩来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