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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猜度些什么呢？……
外国记者明晰地看出了中国政坛的这种权力对抗的格局。而策划这件事的周恩来心中更加清楚，邓小平的复出，必定引来江青一伙的不满，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对周恩来而言，邓小平虽然在讨论重要政策时可以列席政治局的会议，但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很难说有什么发言权。当务之急，是想法把邓小平补进中共中央政治局。
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为此，周恩来为邓小平进入政治局造了许多舆论。
古稀之年（7）
——5月下旬，周恩来利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机，在会上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肯定地说：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现在的副总理中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
——8月23日，在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上，谈到“十大”主席团将要增加一些老同志时，周恩来有意透露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意见的重视：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
邓小平的出现和周恩来的活动，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恐慌。他们又恨又怕。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他们表面上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但却加紧了密谋策划。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
他们最后商定，要联合一些死党和帮凶，在十中全会上做文章。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出席会议的人们明显地感觉到，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在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青云直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会议的结果，在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打倒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极为复杂的是，“十大”充满了重大的政治较量。在这次会上，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一些亲信、党羽，也纷纷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会上，林彪、陈伯达被永远开除党籍了，但“四人帮”的势力却加强了。
在会议闭幕当天的主席团会议上，周恩来就选举问题，走了一步妙棋。他提出：
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这一着棋，实际上是为增加以后较量的力量而下的，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些做法，进一步“解放”了干部。
遗憾的是，由于强大的阻力，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仍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张春桥、康生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后，自以为羽翼丰满的江青等人，开始向周恩来等人发难。9月4日，在江青等人的直接操纵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署名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此文含沙射影，矛头直指周恩来，一场以周恩来为目标的“批林、批孔”，“批‘现代的大儒’”、“批‘党内的大儒’”的运动，酝酿开来。
周恩来一方面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受党中央委托开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
筹备四届人大，对于周恩来而言，是政治生涯的又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必须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解决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接班人的问题。
重用邓小平一事，始终萦绕在周恩来的思绪中。他筹划着继续为邓小平接班创造有利条件。
江青也摸到了周恩来的意图。她迫不及待地实施起整倒周恩来的计划。
古稀之年（8）
9月12日，在为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举行的专场文艺晚会上，周恩来让外交部礼宾司将原拟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临时改为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做出检讨。当她得知是“总理指示”改的时，更为气愤。14日，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告了周恩来一状：“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1月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操纵他们的写作班子，在《红旗》杂志等报刊上连续发表论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的文章，借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和“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
在从内政上整周恩来的同时，江青又另辟蹊径，企图从外交上打破缺口。
11月中旬，周恩来批示对外友协具体办理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来访一事，江青看到批件后无事生非，也批了几个字：“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这显然是给周恩来扣帽子。批件退回周恩来，为了忍让，周恩来采取了折中的做法，他再次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对这件事阻止成功后，江青等人更为猖狂。
在江青的脑子中，认定周恩来等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她又抓住周恩来与来访的基辛格会谈一事大做文章。
11月10日至14日，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会谈时，基辛格曾说过这样的话：
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
对此周恩来表示：
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这本来没有什么，周恩来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总理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他求同存异，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地统一了起来。
江青可不这么看。基辛格一走，江青开始发难。
在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无端地斥责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表现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对此也毫不示弱，起而与之争辩。
从11月21日开始，直到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采取了开全会、分组会和扩大会议等形式，名曰讨论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实质上是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中的所谓“右倾错误”。
有王洪文坐镇，江青等人更是有恃无恐。他们围攻周恩来和叶剑英，指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批周恩来等人，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地往上爬，同时压住邓小平上升的势头。会后，江青借有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一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毛泽东已经识破。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的话，耐人寻味：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则果断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趁毛泽东反感江青等人的当口，周恩来和叶剑英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建议。
古稀之年（9）
这回毛泽东终于下定了决心，接受建议，把邓小平请回政治局，并请回军委领导机关。
12月中旬，毛泽东在他的住处连续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一面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一面向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宣布他的一项重大决定。
毛泽东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对各大军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则说得更为洒脱，俏皮中包含着严肃：
现在请来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
毛泽东当众评价邓小平：
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毛泽东的决定，出乎江青一伙的意料，邓小平进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