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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很好。”宝森扶着他的手臂，偏着脸细看了一下说：“雪岩，一个多月不见，你又发福了。”
“托福，托福。请里面坐。”
宝森点点头，已把脸仰了起来，倒不是他摆架子不理人，而是因为胡家的厅堂过于宏敞，必须仰着脸才能看清楚。
未看大厅，先回顾天井，天井有七开间大，而且极深，为的是可以搭台唱戏。大厅当然也是七开间，估计可摆三十桌席。由于高敞之故，堂奥虽深，却很明亮，正中树一方蓝地金底，四周龙纹的大立匾，案巢大书“积菩衍庆”
四个黑字，正中上端一颗大方印，一望即知是御玺，上下款却因相距得远，看不清楚，不知是慈禧皇太后，还是先帝的御笔。
转眼看去，东西两面板壁上，各悬一方五尺高、丈余宽的紫檀挂屏，西面是一幅青绿山水，东面是贝子奕模写的《滕王阁序》，旁有两扇屏门，料
想其中当是家词。旗人向来重礼节，当即表示，理当瞻拜。
胡雪岩自然连称“不敢当”。
只是宝森意思诚敬，当下唤人开了屏门，点燃香烛，宝森向神龛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胡雪岩一旁陪礼，最后又向宝森磕头道谢。
“还要见见老太太。”
“改天吧！”胡雪岩说：“家母今天到天竺烧香去了。”
“森二爷刚到，先请歇一歇。”陶敦甫插嘴说道：“我来引路，”
于是出了大厅，由西面走廓绕出去，往北一折，一带粉墙上开着个月洞门，上榜“芝径”二字，迎门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东面绕了过去，豁然开朗，室森放眼一望，但见树木掩映，楼阁参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为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陆离，真有目迷五色之感。
“请过桥来！”
宝森跟着陶敦甫经过一道三曲的石桥，踏上一座极大的白石露台，中间便是三开间大，正方的楠木“四面厅”，上悬一方黄杨木蓝字的匾额，榜书“迎紫”二字。
进门可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两间大小的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是西式布置，四周红色丝绒的安乐椅，配着白色髹金漆的茶几，中间一张与茶几同一质料式样的大餐台，上面已摆好了八只纯银的高脚果盘。
等主客坐定，随即有两个面目姣好的丫头来奉茶敬烟，至此才是开始寒暄的时候。
“森二爷这一晌的酒兴怎么样？”
“很好哇！”宝森笑道：“从天津上船那天起，酒兴就没有坏过。”
“要这样才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森二爷怎么没有把花想容带来？”
“多谢，多谢！”宝森抢着回答，“我到府上来作客，没有把她带来的道理。”
原来花想容是“长三”上的“红倌人”，为宝森所眷。胡雪岩邀他来一赏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写明，不妨挟美以俱，而宝森却认为于礼不合，没有带花想容来。
按下来便纵谈上海声色与新奇之事，宝森兴味盎然他说他开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国的马戏、东洋女子“天胜娘”的戏法。一面谈，一面不断有丫头送点心来，宝森喜欢甜食，最中意又香又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
“雪岩，”宝森是衷心向往，“我看当皇上都没有你舒服，简直是神仙嘛！”他指着窗外，耸起于假山上的那座“百狮楼”，忽然想起一句唐诗，便念了出来，“楼阁玲珑五云起。”
“森二爷谈诗，我就接不上话了。”胡雪岩转脸说道：“厚齐，你看哪一天，把我们杭州城里那几位大诗翁请了来，陪森二爷谈谈。”
“不，不！”宝森急忙摇手，“我哪里会做诗？千万不必，免得我受窘。”
看他是真心话，胡雪岩一笑置之，不再多说。陶敦甫怕场面冷落，便即问说：“森二爷，上海消息灵通，不知道刘制台的参案怎么样了？”
听得这话，宝森突然站了起来：“嘿！”他摹地里一拍双掌，声音极大，加以动作近乎粗鲁，倒让大家都吓一跳，再看他脸上有掩抑不住的笑容，便越发奇怪了。
“森二爷，”胡雪岩说：“请坐下来，慢慢谈起。”
“谈起刘岘庄的参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说道：“我肚子里的积滞都消了……”
刘岘庄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自从出了盛宣怀的案子，李鸿章便觉得此人在两江，对他是一大妨碍，而盛宣怀更是耿耿在心，企图中伤。但刘坤一的官声不错，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号称“都老爷”的监察御史，见闻不足，无法参他，就上折参劾，慈禧太后亦未必见听。几经筹划，认为只有一个人够资格参他，而且一定见效。
此人就是“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彭玉鳞，湘军水师的领袖。洪杨失败，彭玉麟淡于名利，外不愿当督抚，内不愿当尚书，于是有人建议，长江水师龙蛇混杂，盐枭勾结，为害地方不浅。彭玉麟清刚正直，嫉恶如仇，在长江威望素著，不如仿照旗营“专操大臣”的制度，派他专门巡阅长江水师，得以专折奏事，并颁给“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宜行事。彭玉麟接受了这个差使，一年一次巡阅长江水师，其余的日了，便住在西湖上，与他的孙儿女亲家俞曲园唱酬盘醒，消闲如鹤。
不过到得彭玉麟出巡时，威名所播，确能使贪官墨吏，相顾敛迹，他所管的事，亦不限于整顿水师纪律，长江沿岸各地他看下顺眼的事都要管，职权仿佛明朝“代天巡守”的巡按御史。曾经在武昌请王命旗牌立斩不法的水师总兵谭祖纶，至于地方官经他参劾，革职查办的，亦颇不乏人。总之，只要彭玉麟参谁，准就非倒媚不可。
盛宣怀想到了这个人，李鸿章亦认为可加利用，于是摭拾浮言，激动了彭玉麟的脾气，真个以密折严劾刘坤一，大致是：第一，鸦片瘾大，又好逸乐，精神不济，无力整顿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见宾客，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第三点最厉害，亦是彭玉麟亲眼所见，最感不满而又是他应该管的事，“沿江炮台，多不可目，每一发炮，烟气迷目，甚或坍毁。”
密折到京，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决定派彭玉麟进一步密查，同时内召来京觐见，打算不让他回任了。据说荣王曾经跟李鸿章商量过这件事，其时陕甘总督改派曾国荃，而曾国荃嫌地方太苦，又怕无法指挥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一直不愿就任，使得朝廷深感为难，不如乘此机会，改派刘坤一当陕甘总督。
至于两江总督则以清望素著的四川总督丁宝祯调补，遗缺由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划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是有流动性的。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查，也就是易于驾驭。因此，尽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及至洪杨兵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需带兵将帅就地白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伏，岂非“官不符职”？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划守土之责，这就是“守非其地”。
“财难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晌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需另筹财源。
至于“兵为私有”，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爷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话是如此，却只有北冰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同时“总理各国国务衙门”，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了。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不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象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室祯接任江督。丁宝祯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丁宝祯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祯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默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祯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份，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话所说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竞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也是个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散馆”时考列三等，分到部里当司官。
做官要凭本事、讲资格，赵继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顾当司官既不能“掌印”，而两榜出身虽可派为考官，却又须先经考试，这一关又是过不去的，不如当外官为妙。
于是他加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