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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国原子能代表团基本上完成了这次出访的使命，除了留下几个人等待苏方起草协定草案外，其余的人员便都陆续返回了国内。7月5日，正在苏联的李富春副总理和原子能代表团团长刘杰应约去见扎维年根和斯拉夫斯基，这两人分别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原子能工业部部长。会见中，苏方说协定草案已经得到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批准，现在交给中国政府，待中方批准后双方再正式签字。
这一谈判成果的重大意义，是后来才慢慢显现出来的。而刘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就在这之前不久，法国因为请英国帮助建设一座铀分离工厂，也进行了谈判，但两国代表正要签署协定时，美国却横插一手，明确反对这一合作计划——由于英美间订有保密协定，英国就没办法从出售技术与设备中获利，法国也无法利用英国在这方面的现成技术——法国自己建造的铀浓缩厂直到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七年之后的1967年才投产。
第19节：第五章 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3）
拿到协定草案后，刘杰马上就动身回国，一路上，翻译姚乃兴和他形影不离。姚乃兴以前其实并没有学过俄语，他是后来才速成的。毕业还没有分配时，姚乃兴和别人一起被挑选去苏联实习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走之前是薄一波去送的。实习快要完的时候，刘杰到了莫斯科，挑翻译，挑了好几个人，因为谈判既要懂俄语又要懂技术，最后选中了姚乃兴和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两个人一起工作。
姚乃兴过去是学化工的，当时才21岁。他说，好多翻译看见刘杰都怕，因为刘杰很厉害，你如果工作不好他要训你的。听说我去，其他翻译说这下有你的好看了。还算不错，我给刘杰做翻译他从来没训过我，他说我这人比较机灵。他见我正读一本书，就让我教他，晚上我教他俄文，生活上我也照顾他，所以关系很好。
姚乃兴和刘杰还真有点缘分。在莫斯科时，刘杰有一天突然问姚乃兴，你家在什么地方？姚乃兴回答说，上海浦东，一个小镇上。刘杰说你家那个地方如何如何，姚乃兴觉得有些奇怪，心想你怎么知道我家的呢？刘杰笑了笑说，我是29军的军长。姚乃兴这下想起来了，他家隔壁当年是曾住过一个29军军长，那时候他上大学一年级，家里住了一个警卫班，所以刘杰认出了他。后来姚乃兴回家，父母告诉他，公安部来调查过，把他的日记本都翻了，查祖宗三代，还有周围的亲戚。
谈判的时候，凡是苏联人讲话都由姚乃兴翻译，凡是中国人讲话则让刘允斌翻译。姚乃兴说，谈判到最后，苏联人提供了一份援助我们中国建设核工业的一个条约，绝密的。刘杰告诉我这里面的内容只能三个人知道，一个是刘杰，一个是冯麟，一个是白文治。白文治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局长，很多事都先靠白文治，白文治曾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上过北大化学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懂技术，肯钻研，会世界语，近两年还用英文写文章在《中国日报》上发表。所以，看得出刘杰是很器重他的。一拿到条约，刘杰马上就要回国，叫冯麟和白文治留在莫斯科，我就和他两个人回来了。我记得飞机上没有几个人，好像是在伊尔库茨克还是在乌兰巴托转机，要休息一晚上，刘杰一个人提着皮包，包里装着那份协议，他跟我一再说，这个包你帮我注意着，万一忘掉了，你要提醒我。他也不让我提，连晚上睡觉也要枕在枕头底下。回北京后的第二天，刘杰叫我到他家里把这个协定草案翻译成中文，他住在百万庄，隔壁是何长工，我在楼上朝北那个小房间里翻译，吃饭都在他家，用了一天也就翻译出来了。我记得翻译的条约和以前的东西不一样，好多都是一句一行，翻译完给刘杰看，他说你漏了一行吧。我一看原稿，还真是漏了一行，把前面一页的最后一行给漏掉了，我脸都红了，他也没有训我。
这天下午两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陈云、薄一波、宋任穷开会，刘杰、刘伟、钱三强、雷荣天和白文治也都在座，一起研究经过艰苦谈判之后由苏联起草的协定草案。因为当时正值盛夏，国家领导人有许多正在北戴河度假，周恩来便于7月28日将这个协定草案带到了那里，交由中共中央讨论。
8月初，刘杰对白文治说，中央批准这个协议了，将由李富春在莫斯科代表周总理签字。李富春现在在莫斯科，你和吴际霖两个人再去一趟莫斯科，和冯麟一起向李富春同志汇报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请李富春同志来签字。签字之后，你们三个人的任务是，摸清楚签完协议之后我们国内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比如人员的准备，厂址的准备，等等，这样的话好配合。
8月10日，白文治和吴际霖抵达莫斯科，和已经在莫斯科的冯麟立即赶到莫斯科北京饭店，向住在那里的李富春副总理汇报。临离开北京时，宋任穷曾特意叮咛白文治：你要详细地把这个协议内容向富春同志报告，然后你就说宋任穷问一个问题，这个协定的规模是否冒进？所以，他们汇报完协定内容之后，白文治就将宋任穷的问题和盘托出。
李富春问道：总共要多少钱？你每年要用多少钱，你要用多少人力物力？
白文治答不上来。
李富春说，看来，原子能工业究竟有多深多浅，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先签了字，冒进不冒进回北京再研究。
其实，在这之前的5月份，陈云就找他们问过同样的情况。当时刘杰和钱三强他们都已经去了莫斯科，刘伟也不在，家里只有部长助理张献金。这天晚上，张献金叫上高之杕一起去向陈云汇报，一进门，陈云就直截了当问道：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给我一个底。这个铀多少钱一公斤，现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是多少，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我要算这个账。张献金和高之杕一听，全都答不上来，这到哪儿了解这么多问题呀！那时候，连问的地方都找不着，因为苏联的帮助和许多事情还没有正式启动，究竟要花多少钱，自然是无从算起。而主管国家钱财的陈云对此无法做到心中有数，当然要不满意了。
第20节：第五章 意外得来一个重大项目（4）
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原则上达成后，刘杰已经在苏联呆了好几个月了，当他最后带着协定回来时，正好是年头年尾。刘杰说，回来没几天1957年就开始了，陈云同志问我搞原子弹究竟要多少钱，整个下来究竟要多少钱。那时苏联也没有给一个正式的盘子。我们在莫斯科谈判时只是要求先把项目抓起来，然后再说，可回来以后，马上就面临个算账问题。算来算去，发现投资特别大，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铀浓缩厂的主设备扩散机动辄数千台，价格十分昂贵，是8个工业建设项目中最费钱的，差不多和其他7个项目投资加起来的总和一样多。陈云同志讲，太大了，投资太大了。大家都很伤脑筋，反复考虑怎样形成方案。讨论的结果，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铀…235工厂，当时的意见很多，有的说我们不要搞铀…235了，干脆就搞矿山，搞钚…239就可以了，以后再搞铀…235。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讲，有的领导同志也讲，干脆别搞这个了，以后再说吧。但不搞大家也不甘心，究竟怎么办呢？
管钱的人要过问费用问题，并不难理解，要知道那时候刚刚建国，处处要花钱，到处都缺钱。后来原子弹爆炸成功，李富春和刘杰说起来的时候，还感叹说好是好，就是贵了点。白文治说，这是大实话。现在回过头来看，花费不仅起始阶段大，后来更费钱，直到现在还要往里填。但当时谁能知道这么深，也想不了这么远。结果一是当时摊子铺得太大，二是军转民措施不力，三是经营不够完善，造成日后某些苦处。
在此之前不久，苏联派了一位原子能总顾问叫扎吉江，于1956年11月应聘来到北京。他是一位有色金属专家，二战后曾被派到德国学习，特别敬业。扎吉江和斯拉夫斯基给中国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对于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援助，斯拉夫斯基的态度属于既不冷也不热，因为援助是两个国家的法定协议，他理应执行，他也希望中国能把原子能工业建设起来，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留的。刘杰说，这倒不是说他对中国有什么不好，不过他在各方面都留有余地，比如我们在苏联时提出要看铀…235工厂，他拒绝了。关于原子反应堆，我们原先是搞5万千瓦的，20万千瓦的，后来想再大一点，搞60万千瓦的，他就不太同意，说你没有资源，你不能搞大。扎吉江就不同了，作为总顾问，特别尽职尽责，为中国提了好多有益的建议，为此他还受到他们上级的批评，要他不要多管闲事。斯拉夫斯基就开玩笑说他一半是中国人，太热心了。
扎吉江来中国后，见到宋任穷，传达说苏联将向中国交付铀浓缩厂的全部设备，交付时间在1957年至1959年这三年内。宋任穷此前已经得到过李富春的相关指示，在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之后，于当月底写信答复斯拉夫斯基，提出这两年投资太集中，中国的财政支付能力很难支持，所以希望1957年先不供应设备，具体时间另行商定。与此同时，吴际霖、张汉周和扎吉江一起，反复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不能定下来一个比较周全的方案。这样的研究，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从上到下都非常焦虑。
正当众人犯愁的时候，有人就想，铀浓缩厂投资太大，国家资金不足，可不可以缩小点规模？这样的话投资会不会就小一点？跟总顾问扎吉江一谈，扎吉江说这个方案要调整的话，我还得到苏联去。扎吉江本人是主张搞铀…235工厂的，他给中国同行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说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