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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忠那时候也参加了三局张英的工作组，他说，出于保密的需要，地质部只有刘杰一个人管普查第二办公室的工作，其他人不能过问。后来宋任穷来了，宋部长到苏联去谈判，要求他们帮助设计矿山，苏联提出来说金银寨这个地区必须要有一定的储量，才能进行矿山设计。所以，宋部长很着急，从莫斯科打来电话，打到部里头，告诉我们三局，到1957年底一定要拿出既定的储量来。三〇九队派李凤祥跟我参加工作组下去协助勘查工作。不仅部里去人，苏联还派了保矿部副部长斯密尔诺夫带着五个专家来中国。他来以后，看了几个点的矿床，给金银寨打了4分（5分是满分）。他认为金银寨的成矿条件比较好，远景不错。
地质队员的工作不仅仅是艰苦和危险，还长期背井离乡，一年有时候只回家一次。刘兴忠说，主要是大家有信念，就是为了地质事业，尽早找出矿来，那阵儿顾不上什么个人问题。苏联专家对我们很不理解啊，他有一次跟我讲：刘——他管我叫刘，我很不理解啊，你就这么一个人到这边来，家人也不来，能行吗？我说那有什么不行的。苏联专家都带着家属，他们定期回长沙，跟家属团圆。
在这期间，宋任穷、刘杰和雷荣天几位部长都先后到金银寨检查工作。湖南是宋任穷的家乡。原子能工业建设初期，勘探铀矿的任务最重，宋任穷几乎去过所有勘探铀矿的地方。他说，当时我的年纪还不算大，不到50岁，上山都可以跑着去。不论冬夏都和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边吃边聊，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对苏联专家尽量照顾，给他们单独砌了小房子住，还单独安排伙食，有时我也陪那么一两次。你不陪他也不恭敬啊。地质找矿工作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老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并且还都是两地分居。有时候走在路上碰到一些人，把我挡住，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谈到如何把他们的家属调来，我说这个目前不可能，你看现在我们都一起住帐篷的，你家属能住帐篷吗？我们房子还没有砌起来嘛。他说我也晓得你解决不了我两地分居的问题，我就是要同你讲一讲，让你知道咱们两地分居不容易。
1957年6月，金银寨关于铀工业储量的一份报告送到北京。这一勘探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满足了苏联提出的有关援助条件，确保了下半年矿山和水冶厂设计工作的启动。
第35节：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1）
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
全民找矿，土法炼铀—— 水碾、木桶、麻布袋—— 宝贵的163吨重铀酸铵—— 苏联专家也一分为二地看待土办法—— 美国学者说，“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是人民炸弹”—— 从洛阳到西安、西宁、四川—— 飞机制造厂让位给铀浓缩厂—— 原子弹联合企业落户玉门
有一首民谣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从1958年4月29日开始，一支数千人的队伍陆续开进了山里。山沟坪上有一栋房子，原来是湖南省疟疾研究所的旧址。不言而喻，这个地方曾经流行疟疾疫病。这支队伍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安置这2500名矿工的住宿和生活。山里连路都没有，矿工们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铺盖卷整天都湿漉漉的。许多北方来的人特别不适应这里盛夏的酷热和雨季的潮闷，蚊虫又特别多，矿里只能给每个矿工发三块用作睡觉的窄木板。疾病开始蔓延，有人发牢骚说，要真死在南方，棺材都比北方的小。
中国人终归是能忍的，大多数人都挺了下来。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侯启，是一名出色的风钻工，由于初期严酷的工作环境和过度劳累，染上了矽肺病。他死后，医生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肺取了出来，看到肺已呈棕褐色，硬得用锤子也敲不烂。矿井里的地下热水流量很大，两个小时就能灌满一个大水池。附近的老百姓后来冲厕所都用上了温泉水。但在热气腾腾的井下施工，人就像进了蒸笼。
1958年，中国急于摆脱贫困落后，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排山倒海，大跃进的浪潮充满了各个角落。全民轰麻雀，全民打苍蝇，全民炼钢铁，全民放卫星，甚至在中南海里都砌了小土炉，冒起了烟火。二机部这时也提出了铀矿勘探和开采要全民来办的方针，并经中央批准后在全国加以推行，历时三年左右。在建设郴县铀矿的前后，有两万多人的地质队伍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普查，提供了几个铀矿开采基地。但有意思的是，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竟然不全是出自这几个铀矿，还来自于那些大多搞不清铀元素为何物的农民手中。许多县甚至人民公社都组建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了找矿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采矿大军便将近地表层的铀矿几乎扫荡一空。
宋任穷说，那时候都是为了快一点拿到手，早一点能够爆炸。但是这里也有缺点，搞不好容易污染。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要求一个省搞一个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根本不可能。后来看着不行，又改成一个大区搞一堆一器，实际上大区搞也不行。我到了江西，见了邵式平首长，他积极得很，他说你们不搞的话，我们江西来搞一下。我说你们江西搞不了，我说邵式平你搞不了。我们搞都难得很，你一个省是搞不出来的。后来省里、大区都停止了。那个时候我们心急呀，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合实际，曾经提出如果苏联的样品交得早，原子弹1962年就可以爆炸，后来证明不行。
由于当时核工业的整个体系尚在初建阶段，正规的铀矿和处理铀矿石的工厂都没有建成，而研究单位又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宋任穷便指示三局想办法先生产出制取二氧化铀的原料。三局决定在广东的一个地方搞土法炼铀。
第36节：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2）
采到铀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把它提纯成为含铀60％～80％的化学浓缩物，叫做重铀酸铵或重铀酸纳，俗称黄饼。然后再经过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以及金属铀等几道工艺过程，生产出核装料。
下庄虽然只是粤北山区中一个仅有几十户农家的小山村，却也是中国第一个花岗岩型铀矿床，被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命名为希望矿化区。为了在炼铀厂建成之前获取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重铀酸铵，三局副局长佟城首先赶到下庄，组织十一分队实施土法炼铀。很快，不到一个月炼铀厂就建成了，厂房是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草棚下并排竖立着几个大木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个桶中装满了碎矿、硝酸和硫酸，被浸泡着的矿石在桶里发出汩汩的响声，浸出来的溶液从第一个桶里流进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流进地下的容器里，再从容器里倒回到第一个桶中，反复浸泡沉淀。在这里，用布袋豆腐包搞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接下来，在另一个草棚里，人们用同样简陋的土办法，把溶液慢慢烤干。郴州铀矿炼铀厂的生产条件也是一样，汗流浃背的矿工们用铁锤砸碎放在石臼里的矿石，用筛子筛出粉末，接着加酸浸出，用滤斗过滤，用电炉烤干。十来个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很少的200克铀来。
刘兴忠说，大跃进时期全民办矿，国家要土洋并举，加快铀矿的冶炼工作。那时候，宋部长就给三局下了一道命令，要由三局在广东翁源的下庄搞个全民办矿的点儿，让我们三局的副局长佟城，还有温光然他们带着技术干部，到下庄去搞这土法炼铀。因为花岗岩的铀矿是比较容易冶炼的，通过酸浸泡以后，把铀溶解出来，然后再用大锅去熬，就可以慢慢使铀浓缩起来变成重铀酸铵，含铀量20％到50％，不是很高的。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在下庄冶炼成功后，在流沙河又开过一次全民办矿的现场会，流沙河也是全民办矿的点儿，也是花岗岩，但是储量不大，只有百八十吨。为什么又到这里来开现场会？因为下庄是我们三局自己办的，涉及到保密，怕面搞得太大了，来参观的人太多不大好。所以最后确定在湖南宁乡县的流沙河再搞一个更简单的，由宁乡县和流沙河人民公社办，我们只做技术指导。以后就在全国铺开了，搞全民冶炼矿，有117个小厂矿。当时是热火朝天啊，大家都在搞。当然这种土法冶炼老实来讲不够科学，主要是劳动防护上做的不够，容易污染，对人体保护也是很不够的。但当时冶炼出来的重铀酸铵为我们研制原子弹还是提供了条件。所以我们国家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据我了解，跟我们初期提炼重铀酸铵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要正规开采冶炼的话，恐怕时间就比较长了。原子弹爆炸也可能不是1964年。
全民办矿，土法炼铀，苏联专家对这样一种既热烈又混乱的局面持两种态度。三局总工程师斯切潘诺夫主张按照正规的程序办事，采样、试验、设计、订购设备、建厂都要按程序来运作。中方考虑的是这样时间太长，等不及。不过，水冶专家特拉菲莫夫倒是比较支持中方的主张，他自己原先就是搞炼铀的，说可以搞土法炼铀。按照中国当时的条件，没有不锈钢的器材，也没有塑料，国内工厂水平能力也比较差，件都不够，你要搞的话只能搞土法。土法就是用陶土大缸和大木桶作容器，再用纱布过滤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人身体有一定的危害，对环境的污染比正规的厂肯定要大，但为了早日把铀产品搞出来，为了原子弹早一天响肯定要做出牺牲。苏联专家私下跟中方的人讲，苏联开始搞原子弹的时候，铀矿方面也用过土办法。苏联是在美国之后才搞的，卫国战争刚刚胜利，条件比较差，开始也是用木制的器具，因为稀硫酸不腐蚀木制的器具，只有浓硫酸接触木头，才会一下子把木头烧黑